端午的清晨，我推开老窑洞的院门，看见父亲正踮着脚往门楣上插艾草。晨光斜斜地打在他身上，手臂向上伸时微微发颤——就是这个瞬间，四十多年的光阴忽然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下来。

父亲是个热忱的普通农民，对子女管教严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上干部下乡吃“派饭”。我家是常选的点——母亲手脚勤快爱干净，做得一手好农家饭，加之父亲是村干部，因此乡干部和父亲很熟。有干部打趣道：“王书记，不怕我们把你吃空呀？”父亲总是憨厚地说道：“说啥呢，家常便饭，不嫌弃就行。”有件事我记了一辈子。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看见一位苏姓武装部长，挎着个墨绿色的军用帆布包，我从小崇拜解放军，带着好奇心忍不住凑过去，指尖刚碰到包边，父亲一把将我拽开，当众厉声喝道：“不许乱动干部的包！”我吓了一跳，眼圈顿时红了，委屈地闷着头跑去灶间给母亲烧火。直到前两年提起这事，父亲还是那种严肃的口气：“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碰，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该占的半分不占。”

父亲这一生，形影相随的只有两个字——善良。这善良是从奶奶那儿传下来的，带着黄土的厚实和草根的韧劲。

奶奶19岁守寡，爷爷走时父亲才两岁，孤儿寡母被老舅爷接回娘家。最困难的日子里，讨饭的上门，奶奶总要掰半个窝头塞过去；村里有户姓薛的人家穷得叮当响，满村借粮没人搭理，奶奶年年救济，从没断过。后来父亲被推选为村支书，头一件事就是把这家人的救济金评到最高，政策能倾斜的绝不落下。再后来在他的建议帮助下，那户人家搬到延安打工，如今儿孙满堂，衣食无忧，每次回老家都要登门道谢。父亲摆摆手笑着说：“一村的，应该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在原清涧中学校门外开了个面馆。父亲定了个规矩：凡是来面馆吃饭的学生，都管饱。我姐的几个同学，顾客多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进厨房做饭，喜欢吃啥就做啥。有的学生家庭条件很困难，听同学们说，这个饭馆管饱，所以就跑来我们饭馆吃饭，这样，学生数量往往比社会上的顾客还多。很多熟人给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做生意，这样下去是要亏本的！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都会淡淡地说：“面馆生意亏不了本，学生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要够本就好。”有的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吃饭要赊账，有的后来付清了饭钱，也有的就一直未付清，父亲从不计较这些，总会对我们说：“也许是人家里真遇到难处了，咱就当做善事，积德了。”这股子豁达和善良，是奶奶传给他的，如今也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父亲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远见。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中生，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回村务农，从仓库保管员干起，因为踏实肯干被推荐入党，后来当选村支书。在村里多数人家觉得“读书无用”的年代，父亲却早早认定：农村孩子只有拼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上四年级那年，有一天放学，父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郑重地说：“我决定了，让两个孩子去县城上学，城里的教育比咱这儿好，我也辞了村支书，全家搬过去，全力供孩子。”母亲急了：“城里咱谁也不认识，孩子咋上学？”父亲胸有成竹：“这些我来想办法。”半个月后，父亲联系好了学校，租下了房子。到了县城，没见过世面的我，自卑得不敢开口。同桌是班长，城里的孩子，家境优越，性格开朗，班主任惠老师特意安排他跟我坐。同学们也愿意和我交流，我开始变得自信了，后来都成了好朋友。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什么都干过——小工程，饭馆，水产，零工等等，小县城东西南北都租过房子。我们努力读书，他拼命挣钱。冬天在清涧中学上晚自习，高三教室延时到很晚，我总躲在教室后面，借着教室里的灯光，学课文、背单词，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想想父亲慈祥的面容和他的谆谆教诲，顿时来了精气神。就这样熬过了三个冬天。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我如愿考上了榆林师范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如释重负，又愁肠百结——高兴的是终于考上了，愁的是学费还没有着落。哥哥当兵，姐姐上学，家里早已掏空。父亲不说话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一早，他说：“贷款也要上。”报到的日子，父亲陪我去的学校。缴费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说：“在学校好好学习，生活费你别操心，就是我砸锅卖铁，也一定把你供出来。”

2021年7月，我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戴到他胸前时，父亲那张布满褶皱的脸舒展开了许多，浑浊的眼睛里亮晶晶的。他半晌没说话，但我读懂了那沉默里全部的重量——他一辈子恪守的东西，被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轻轻接住了。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片黄土地和小县城。但在我心里，他是最伟大的父亲。他教我要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干事；教我要永远善良，要肯吃亏、不算计、有担当、善作为。

王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