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博士毕业后没有返回自己魂牵梦绕的母校榆林学院（2026年初已正式挂牌为榆林大学，但出于个人情感，我仍然喜欢称之榆林学院），而是留在西安一所工科大学工作。虽说在理性的角度上是和母校互不相欠，可在情感上却时常牵挂着母校。

我在榆林学院度过了十三年快乐的求学、工作时光，亲身经历了这所大学由专科到本科的蜕变、成长。榆林学院是我的精神原乡，给了我日后行走于世的所有。榆林在毛乌素沙地的边缘，流淌着浓厚的草原文化风貌。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这所在风沙的捶打中长大的大学有着开放、浪漫、进取、奋斗的草原文化品格，同时又有着宽厚、低调、精细、吃苦的高原文化禀赋。

由于是在沙漠里办学，所以这所大学最初是没有围墙的，校园面积好像是无限的宽广。校园不仅有公路穿过，还有铁路穿过。我们上课的时候，附近村子里的毛驴也会跑来“蹭课”，逍遥地在校园里吃草。同学们很少在图书馆看书，因为图书馆是由一排窑洞组成的，并没有专门留有座位，大家就跑到教室外面靠着沙包看书。看累了，脱了鞋袜，在沙地里跑步，打一通乱拳，看大漠里的孤烟和长河里的落日。老校长把省里下拨的买车款用来办学，自己到行署开会就坐拖拉机。我们在校的时候榆林行署还在东山之巅，拖拉机马力太小，爬坡时浓烟直冒，浑身乱颤，声音震耳欲聋。大家看到一股浓烟由山底飘进大院，就知道是榆林师专的校长开会来了。魏晋风度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塞上驼城完好无损地存留着。

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学校分回来十三位青年教师，虽说编制没有下来，可大家没有领到工资也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浪漫。我们跑到校园的小餐馆喝整捆用尼龙绳捆绑着的散装啤酒，中间放一盆土豆丝佐酒。喝尽兴了，回宿舍的路上看到有小耗子在校园里溜达，很是看不过眼，就围堵它，小耗子慌不择路躲进一个小洞里，我们就到酒馆里接上水管把它赶出来，抓住后用上课时的庄严态度正式地训斥它，告诫它再不准进校园捣乱后，才回宿舍酣然入睡。后来，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几乎是同时分房、结婚、生子，孩子们在一个大院长大又成了好朋友。我曾看着儿子和他的小伙伴们把外衣穿成披风，拿着玩具刀枪在沙滩上风驰电掣般地奔跑、冲锋，也看着他们把柴火燃起来在沙地里演“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单纯、天真、快乐，只有在毛乌素沙地那方蔚蓝、干净的天空下才会拥有。那片土地护佑了我家两代人的快乐和心性。

在长安读博的三年里，我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榆林学院的网站，看母校的新闻，看它由师专发展成大学。这个习惯慢慢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一直保留到二十年后的今天。

曾和我大学同过班的一个同事和我的经历一样，博士毕业后要离职去北京工作。他的老妈妈告诉我，老同学离开的那天，坐在学校送他的车上绕着校园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司机提醒他再不走飞机就要晚点了才挥泪而别。

在西安生活的最初五年里，常想等儿子考上大学了我就回去；在后来的十年里，我想等自己评上教授了就回去；后来，又想等自己的副院长熬成正院长就回去。时光在慢慢地流逝，我的两鬓逐渐变得斑白了，我还在规划自己的回家路。

一个人心里装着故乡，他的行走就会特别的忧伤，特别的沉重。因此，我做任何事情都有母校、故乡的底色。我非常勤勉地读书，做学问，我很害怕故乡人问起我的职称时满脸的失望。我也认真地教书，虽然讲不了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能讲得了心里话，我害怕如果自己讲不好课，学生会把我的糗事传回老家。我也认认真真地做人、做事，即使做主持三年不能扶正，我也不敢懈怠，担心误了大事让故乡人失望。我就这样背着故乡前行，一步步、一年年，从一个青年人走成一个中年人。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知不觉，我在长安迎来自己的天命之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我想忠实地记录下自己在母校生活时的快乐时光，记录下自己在广袤的大陕北逍遥自在的生活。

李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