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一锅慢熬的糖浆，黏稠地流淌回从前。我们兄妹三个挤在土炕上，等着母亲熬糖。院子里的柴火灶是爷爷留下的，青砖被岁月磨得油亮。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沙柳枝在他手里咔嚓作响，在院里堆成小山。

天蒙蒙亮，母亲挎着柳筐下地窖。那些红皮萝卜还沾着泥土，在晨光里泛着红的光泽。“熬糖得用红萝卜。”母亲一边挑拣一边说，“白萝卜不出糖，青萝卜带着辣气。”她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利落地拧掉萝卜秧子，再用小刀仔细削去萝卜屁股——这个动作她做了半辈子，熟练得像在给萝卜整理衣装。

削好的萝卜要在井水里洗三遍。母亲有她的道理：第一遍洗泥，第二遍洗尘，第三遍洗心。洗净的萝卜堆在漏筛里，水珠顺着红色的表皮滚落，在朝阳下闪着光。

擦丝是最见功夫的。母亲搬出父亲从外地打工带回来的陶瓦盆，架上杨木擦子。那擦床用得久了，木纹都磨平了。她一手按着萝卜，一手在擦子上推动，“嚓嚓”的声响像极了信天游的调子。“丝要擦得匀。”母亲总念叨，“粗了不出糖，细了容易糊。”

大铁锅里添满井水，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水开时，萝卜丝下锅，长竹筷轻轻搅动，蒸汽带着萝卜的清香弥漫了整个院子。

煮软的萝卜丝要捞进纱布袋，挂在院里的杨树下沥水。沥得差不多时，母亲会把萝卜丝倒进盆里，用手一把一把地握干。她的手指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壮有力，握萝卜丝时，手臂上的青筋微微凸起。

握干的萝卜丝被摊在竹筛里，搬进凉房阴凉处。母亲会细心地在上面盖一块洗得发白的笼布，四角用石头压住。“明天的包子馅就有了。”她说这话时，眼里带着笑意。果然，第二天早晨，这些萝卜丝和粉条、豆腐拌在一起，包好蒸成热腾腾的包子。那包子带着萝卜特有的清甜，是我们童年最期待的美味。

而这时的灶房里，真正的熬糖才刚刚开始。沥出的糖水倒回铁锅，柴火要选老的沙柳枝，这样的柴火性温，熬出的糖不燥。母亲坐在灶前的小凳上，手里的火钳不时调整着柴火。

熬糖要七八个钟头。从日出到日落，母亲就守在灶前，像守着个易醒的梦。萝卜糖水在锅里咕嘟着，从清亮渐渐变成琥珀色，气泡从鱼眼大小变成细密的珍珠泡。“看泡知火候。”母亲用铜勺舀起糖浆，轻轻倾斜，“挂勺了，就是时候了。”那糖浆如红绸般挂在勺边，在夕阳下闪着金红色的光。

熬好的糖稀要趁热装进陶罐。母亲用油纸封口，红绳扎紧，存在阴凉处。“等下了雪。”她说，“配玉米窝窝最香。”

那些年，玉米窝窝是我们的主食。母亲用石磨磨的玉米面，掺了老面发酵。蒸好的窝窝头泛着金黄，掰开时冒着热气，带着独特的酸香。父亲总会用筷子给我们每个人的窝窝抹上一层糖稀，看着我们急不可耐的样子，他总是说：“慢点吃，别烫着。”窝窝的粗粝混着糖浆的甜糯，在嘴里谱出奇妙的交响。那酸中带甜、甜里泛酸的滋味，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后来我们长大了，老屋拆了，新的平房盖起来已经二十年了。最后一次吃玉米窝窝蘸萝卜糖，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每次回老家，我总要在老屋旧址前站一会儿。我还会蹲在墙根，抚摸那些岁月的痕迹——那里曾经是柴火灶的位置。风从旷野上吹过，我仿佛又闻到了萝卜糖的香气，听见了父亲添柴的声响。

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