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清涧县城北一个叫二十里铺的小山村，210国道和清水河穿村而过。 1966年9月，我出生在这梁峁起伏、沟壑交错的村庄，从第一声啼哭起，根就扎进了二十里铺的泥土，情便融进了二十里铺的烟火岁月。

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村子最热闹的时候。全村三百三十多口人，鸡鸣犬吠相闻，老窑洞炊烟袅袅，黄土院里满是人声，山峁沟梁间全是生机。那时候日子尽管清苦，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大人们嘴角常常挂着笑容，趿拉着布鞋踏着稳健的步子上山劳动。在冬天不出山劳动的时候，全村的男人们在早饭后都挤在村子中心的“语录岗”房的阳崖根，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前后里沟及县里公社的逸闻趣事，更有消息灵通人士在讲述着“农业学大寨”及各种国内国际大事，或是讨论公社电影队在村里放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等剧情，这个地方被村里人起了一个非常贫穷又浪漫的名字：“穷人市”。我们这些小孩子，布衣旧鞋，补丁摞补丁，老大穿后老二接着穿，可村前村后全是我们快乐的笑声。在沟屲里砍柴，在小河里打澡水，跟着大人在地里刨洋芋收谷子，也在冬夜里围坐炕头听老辈人讲毛野人的故事，也去围观婚丧嫁娶中的悲欢离合。苦日子像黄土一样厚实，可我们就像土里的酸枣树，硬是活出了最鲜活、最踏实的劲儿。

20世纪80年代初，我背着铺盖卷走出了村子，去县城读高中，后来考上大学，再后来在外地安了家。可走出大山的这些年，总觉得心里揣着二十里铺的乡音、乡俗、乡情，那些藏在村子最深处的记忆，早已刻进骨血，从未淡去。

这些年，二十里铺的村庄，慢慢空了。曾经挤得满当当的村子，如今只剩下五六十人，大多是老弱病残，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守着被儿女翻新过却没了人气的老屋，晴天搬个板凳坐在村里修葺一新的广场上，晒着太阳，一坐就是半天，影子拉得老长，比院子还空。

2024年，我正式离岗。岁月流转，回头一看，父辈们要么走了，要么体弱多病。同龄人也都离开老家去城市里打工或照看孙子。年轻人像被风卷走的种子，撒在了山外的城市。弟弟妹妹们都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没怎么吃过我们小时候的苦，长大后顺着时代的潮流进了城市，在那里扎了根。他们的生活在城市里，有孩子要养，有工作要忙，被生计所困，被家庭所绊，一年到头难得回去一次。就连逢年过节，他们大多在所在城市的小家过，即使偶尔回老家，也只是在县城的父母家待几天；有时回村里在祖先的坟头上坟祭祖也是来去匆匆，烧纸祭拜后转身就回了城，少了祭祖应有的虔诚和敬畏，也很少借祭祖之机把生养他们的地方多望一眼。他们也不会因为谁家婚丧嫁娶回到老家，不是他们薄情，不是他们扎在故乡的根浅了，而是他们因生计无法回来，是生计冲淡了他们深入骨髓的记忆，是孩子上学就业让他们再无时间和能力来接纳老家的乡情乡俗。他们不会像我一样，每次回去都会站在老家的

畔上，望着曾经鸡犬相闻的村子发呆，看着川流不息穿村而过的车辆发呆，瞅着生我养我的窑洞发呆；他们终究没像我一样，在二十里铺的黄土里扎得那么深。老家二十里铺，对他们来说，更像一个符号：是身份证上的出生地，是一个曾经住过的地方，是一个逐渐失去意义的过去。

不知不觉间，我成了全家唯一一个与二十里铺紧紧相连、从未断线的人。村里起庙会，我回去烧香祈福；正月里闹秧歌转灯，我回去看和小时候无法比拟的红火；谁家娶媳妇、送老人，我再远也要赶回去，递上一份心意，说几句贴心话。去年，大婶、三婶、二婶相继离世，我一次次赶回去送婶婶们最后一程。当我跪在灵前，想着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我之所以一次次奔赴，既是出于责任，也是为了人情，更是真的割舍不下——这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舍不得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情义。

二十里铺的风，你还在等谁？我不知道答案。可我知道，只要我还走得动，二十里铺就有人惦记，有人归来，有人守着这份快要被遗忘的乡俗乡情，有人连着这片故土根脉。

贺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