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细细的水柱，射到阳光照得亮亮的窗户纸上，一朵圆圆的水花散开。手里拿着注射器的老爷爷急切地说：“你看，你看，去把这朵花花摘下来！”我被这神奇的一幕吸引，立马停住因为打针杀猪般的嚎哭。

小小的土窑洞里热气氤氲，弥漫着青霉素的味道，一个头戴白帽、鼻梁上架着眼镜、下巴长白胡茬、慈眉善目的老人笑眯眯地看着我，他把打完药的针管抽入水，使劲一顶便射出水柱，从炕沿射到窗户，足有三四米远，射到糊窗户的麻纸上，太阳映照成橘红色的窗户纸上便洇开一朵水花。这一幕刻在我一生的记忆里。

长大后，我总听母亲说：“你的命是呼子安医生救下的。”

我出生于1962年，母亲说我三岁（虚岁）的时候得了哮喘，感冒或者天气突变，很是危险。哮喘到夜晚就会加重，母亲夜夜揪心。有一天傍晚，母亲发现我小脸憋得黑紫，呼吸异常，便急忙打发当时只有十岁的二哥，去十里外的任念功卫生院请呼子安院长。

呼院长到我家时已是上灯时分，顾不上喝口水，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中西医双管齐下，一直折腾到半夜。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呼院长隔三差五来我家给我治病，中药、针灸、注射青霉素三管齐下，生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任念功村距离我们高念文村往返二十里，六十年前的那个冬天，这条黄土小道上经常有一位清瘦的老头，头戴卫生帽、身背黄帆布包、眼镜蒙一层白霜，在寒风中踽踽独行，为一个命悬一线的小孩，更为一个心如火焚的母亲。

我似乎忽然明白母亲对这个人为什么念念不忘，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是这个人把母亲拉出绝望的深渊，他是儿子的救命恩人，更是母亲的救命恩人。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悔恨，在我有能力寻找这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母亲曾告诉过我呼院长是高家堡人，在神木工作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去过高家堡，为什么不探访这个人？而今，他一定作古，六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白胡茬老头，如今我都白胡子了。

念念不忘，总有回响。

2025年在神木希文书院，我见到一个叫唐三百的年轻人，当我叫他小唐时，熟悉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叫呼向兵，唐三百是他的网名。听他口音是高家堡人，又姓呼，攀谈中竟得知他就是我救命恩人的嫡孙。

我语无伦次地讲述了六十年前，他爷爷救我的那一段往事。

我跟这个叫呼向兵的小伙子提了一个要求：“把你爷爷的简历和相片发给我。”

我想知道恩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呼向兵在手机里给我发来他爷爷的简历、照片。先生清清瘦瘦、慈眉善目，看上去更像一个教书先生。

先生1908年生，1984年去世。 1964年6月至1965年7月在任念功卫生院工作。由此，我断定自己遇见他的时间应是1964年冬天。二哥告诉我，他去任念功卫生院请呼院长那天晚上特别冷，呼院长听见他冷得牙齿咯噔噔响，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他穿上就成了大衣，走路还有点绊脚。母亲也曾告诉我，我是因为冬天“当康差”（出麻疹）受了风寒得了哮喘。

1926年，18岁的呼子安考入绥德四师，后转入榆林中学，1929年从榆林中学毕业后回到高家堡完小教书，此间他就跟当时高家堡的名医何源斌学会了针灸。 1934年，他投奔在绥远省萨拉齐任县长的同乡李复初，结识当地名中医“老闫先生”，给闫先生当了学徒。三年学成后，返回高家堡，自立“长春堂”，开始悬壶济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拉肚子就可以要人命的时代，生命卑微、脆弱。高家堡、花石崖、任念功这样的穷乡僻壤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医生护佑着，何其有幸！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花石崖乡阳崖沟的人，也许还有人记得，他们村一个后生因为吃糕导致肠梗阻，村里人准备抬到神木县医院救治，路上恰巧遇见呼子安。他摸摸病人臌胀如鼓的肚子，语气坚定地说：“到神木来不及了，赶紧随我到花石崖医院。”阳崖沟到神木至少有七十里，而到花石崖只有十里，村里人当即调转方向将病人抬到花石崖医院。呼院长将几味中药研成粉让病人冲服，不到半个小时，病人的肚子就开始“叽里咕噜”作响，然后一通排便，肚子像扎破的气球般瘪了下去。

我相信高家堡、任念功、花石崖这三个地方不知有多少大人孩子被呼院长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不知有多少救死扶伤的故事被掩埋在岁月的尘土里。

寻访恩人的生命足迹，我发现他没有财产，没有世俗的名誉，只有《高家堡镇志》名医录里的一个名字。呼院长曾经把自己几十年的治病心得和偏方、验方写成书稿，希望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可惜书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呼子安也有东西留下来，那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救治生命的感人故事。

1984年农历十月，这个挽救过无数人生命的人溘然长逝，享年76岁。

高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