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是要喝粥的。在陕北，腊八的粥不叫粥，叫“粘饭”。一个粘字，道尽了它的性子，也道尽了这节气里的冷暖。

时令进了腊月，风就硬了，刀子似的在塬上刮。天是那种干冷干冷的灰白，地冻得裂开无数细小的口子，像老人手背上的纹。窑洞是暖的，和着炕头的温度，把人裹得严严实实。就在这当口，腊八来了。

我母亲天不亮就下炕了。豆子是早几日就拣好的，红豆、绿豆、豇豆，还有陕北特有的钱钱豆，黑是黑，白是白，各自盛在粗瓷碗里，炕头摆一排，看着就喜庆。水是从沟底挑上来的泉水，冰得扎手，母亲说，这样的水“有筋骨”，熬出的粥才黏稠。红枣是自家院里枣树结的，晒得蔫皱了，一入热水，便慢慢丰腴起来，皮儿涨得发亮。

灶火起来了，用的不是煤，是晒干的玉米芯和修剪下的树枝。火舌舔着锅底，跳跃的黄光，把母亲的身影投在窑壁上，忽大忽小。她添水，下米，金黄的小米先下，然后是各色豆子，最后才是红枣、核桃仁和钱钱。一锅水渐渐便有了颜色，有了动静。起初是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像是地下泉在低声说话；慢慢便沉稳了，表面凝起一层厚厚的膜，底下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汹涌着。

这熬煮的过程是极慢的，慢得像这陕北高原上冬日的时光。母亲坐在灶前的小凳上，并不总盯着锅，手里或纳着鞋底，或只是静静地望着火。火光在她脸上明明暗暗，她的神情是平和的，甚至有些木然，仿佛她的魂灵也有一部分化在了这氤氲的蒸气里，和那些米啊豆啊一同熬着。只是偶尔用那柄长长的木勺，伸进锅里，顺着一个方向，慢慢地搅上几圈。那黏稠的粥被搅起来，又沉下去，拉起一道道琥珀色的、绵密的丝。

香气是一点点溢出来的。起初只是粮食被火烘着的那种朴素的香；接着，豆腥气被熬掉了，变成了醇厚的暖香；最后，红枣的甜、核桃的油润，全被逼了出来，融在一起，那香气便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充满了整个窑洞，又顺着门缝窗隙钻出去，飘在清冽的空气里。这香气，不像花香那样飘忽，倒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东西，像一块温暖的、甜软的毯子，把腊月里所有的严寒和空寂都隔绝在外了。

这粥的“粘”，是有说法的。祖母在世时常讲，喝了这粥，能把人的下巴粘住，说不了闲话；能把一家人的心粘在一处，散不了；能把来年的好光景“粘”到家门里，跑不了。你看那一锅粥，米不再是米，豆不再是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粘粘乎乎地团成一气，分拆不开，这不正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模样么？

粥熬好了，母亲盛出头一碗，稠稠的，供在窑壁正中那块小小的神龛前，这是规矩，是对天地神明的感念，感谢这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平安。供过了，才轮到人。一人一大碗，不兴用勺子，得双手捧着碗，沿着碗边，小口小口地吸溜。那粥滚烫，粘糯，顺着喉咙滑下去，一条热热的线直通到胃里，然后那暖意便从身体最深处向四肢百骸扩散开去，指头尖都感觉麻酥酥的。喝到鼻尖微微冒汗，寒气便从骨头缝里被逼了出来。这时再嚼到一颗煮得开了花的红豆，或是半颗软烂的枣，那甜，是沁到心里的。

有一年，父亲在腊八前出了远门，说好腊八晌午赶回来。那天，母亲照例熬了粥，比往年更黏稠。粥在锅里温着，从晌午等到日头偏西，热气一遍遍续上。我们小孩子饿得肚子叫，眼睛直往锅里瞟。母亲只说：“再等等，你大快回来了。”直到天擦黑，风里才传来熟悉的脚步声。父亲带着满身的寒气进来，胡茬上都凝着白霜。母亲不言语，只盛了满满一碗粥递过去。父亲接过来，也不怕烫，大口地喝。窑洞里静静的，只有他吸溜粥的声音。那一碗粥下去，我看见他冻得发青的脸色，才一点点缓了过来，有了活气。那一顿腊八粥，是我记忆里吃得最晚，也最踏实的一顿。

如今，我坐在城里的暖气房中，窗外没有塬上的烈风，灶下也没有枣柴的明火。超市里有配好的八宝粥料，电饭煲一个按键，便能得一锅甜粥。快是快了，也便捷，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那漫长等待里，被火光和蒸气熏染出的耐心；缺了那各种滋味在时间里，真正交融在一起的醇厚；更缺了那捧着一碗滚烫的粥，从指尖暖到心里的、对抗整个寒冬的郑重。

今年的腊八，我为自己熬了一锅粥。我熬的不只是粥，是一段被熬煮得黏稠了的时光，是黄土高原在腊月里，用风霜与烟火为我酿造的一碗，最朴素的乡愁。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