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谷县城过去的老书店在十字街，随着县城的发展，书店搬迁，这里又先后成为粮店、饭店，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我记忆里永远留着儿时“书屋”的影子，每当路过，都不由得驻足良久，勾起儿时温暖的记忆。

书店对于我是儿时的精神食粮，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每当来到这儿，便像是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如饥似渴。其实比起现在，当时的书店并不阔绰，甚至十分简陋，面积不大，书橱也不亮眼，冬天没有暖气，屋中央烧着大洋炉子，地面是砖铺的，坑坑洼洼，陈列的书籍种类单调，数量也不多，在现代人眼里落后陈旧，但在五十年前的县城，却是精神文化圣地，一颗镶嵌在县城腹地的明珠。

我跑书店是从六岁开始的，当时我随父母从关井搬到前石畔，还不到上学年龄。当时没有幼儿园，上学之前，玩就是主要生活，书店是最好的去处。去了书店怯生生地站在书橱前，好心的阿姨看着我每天到书橱前盯着半天都不走，便拿本连环画让我看，我看得专注到忘了回家吃饭，渐渐地成了书店的常客。

书店的书是用来卖的，看一下可以，但常看不买是断然不行的，售书阿姨虽然满眼是爱心，但因制度所限，渐渐地我白看连环画的资格被剥夺了，一下子陷入绝望。问父母要钱买书根本不可能，当时家家生活都紧张，谁都不会支持学前孩子买书，认为是瞎害钱，我在巨大渴求下尝试了几次都无果而终。

我想到了爷爷，虽不是亲的却胜过亲的。爷爷之前未娶，快四十岁才娶得改嫁过来的奶奶，父亲作为继子在爷爷的培养下上学工作，娶妻生子，我和姐姐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常记得儿时一觉醒来就能看到两位老人煮得热气腾腾的饭菜。爷爷是老党员，对革命有功，是当时立新总店的负责人。立新总店其实是一家老式的商铺，主要经营烟酒副食。爷爷常常端着旱烟袋，眯着眼，立在柜台前，管理员工，主持着店里的生意。

我溜去爷爷工作的商铺，像乖猫一样站在墙边，爷爷慈祥地笑着，把旱烟袋收起，从衣服里掏出一两角发皱的纸币塞到我手里，让我买糖果零食，我兴奋地一溜烟跑了。一两角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购买力可不小，当时五分钱可以买张电影票，两分钱可以买根雪糕，拿到一两角钱，对于我这样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满足。于是我慎重地安排支出，先买两本心爱的小人书，再用剩余的钱买点儿零食，喜滋滋地跑回家，享受这顿精神物质俱佳的“大餐”。打开崭新的连环画，一股墨香弥漫了整个屋子，书里的人物画面仿佛一下子动了起来，与我相视对话。往后，我便隔三岔五地去爷爷那里“蹭钱”，爷爷从不拒绝，总让我有收获。老人一辈子没有生养，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姓人当作至亲，想来都热泪难禁。

书店的书毕竟不是随时都能买得起。自己的书不够看，就向别人借。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医院家属区有一对叫杨林、杨杰的双胞胎男孩，比我小一两岁，我们很合得来，在一块常常玩得很开心。他俩家庭比较宽裕，父母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收入在当时算比较高的。他家的书很多，特别是小人书一套一套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等应有尽有，因为和他们的关系好，我常借书看。

稍大念书识字后，读书的内容在扩展。书店作为儿时的“书屋”，仍然是我的至爱，但连环画变成有字之书，由直感的画面变成文字的记忆。购书方面除了四大名著外，还买过《围城》《三家巷》《青春成岁》《周恩来传》《人生》，还有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鲁迅的《朝花夕拾》等等，读遍天下书，对于一个少年旺盛的求知欲来说也不算夸张的目标。

紧挨书店有个阅览室，在我的记忆里好似专为我安排的，和书店形成天然一体的“书屋”。书店有选择购书的功能，阅览室则是书店的延伸，是读书休憩的场所，我在书店购书后往往到阅览室阅读。阅览室还有各类报刊杂志，环境很安静，有读书的氛围，大家都在静静地阅读，绝无半点嘈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处于经济文化复兴的起步阶段，小县城率先由几大民营企业家掀起经济发展的狂潮。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复兴也悄然兴起，学习进取的风气遍布城乡。十字街地处县城核心区，是县城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既有繁华的商贸集市，也有书店影院等文化设施，在喧嚣的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文化复兴进步的洪流。我的儿时“书屋”是县城历史剧变的一部分，围绕儿时“书屋”展开的个人生活成长已成为历史缩影。

王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