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红，从我记事起就嵌在父亲的右眼——下眼睑外翻着，像片揉皱的红绸。三十多年前父亲入殓时，全家人执意给他戴上石头眼镜，仿佛要将那抹红妥帖藏进永恒的黑暗里。可直到今天，那只眼睛仍在我记忆里亮着，像粒未爆的火星，灼着一个未解的谜。

父亲的红眼睛，让我小时候受过不少嘲笑，也流过无数眼泪。记得上小学时，有个比我高大、年长的同学，常故意在我面前拉下自己的眼睑，露出红肉来嘲笑我。我气得使出吃奶的劲儿想让他停下，却总以失败告终。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女同桌小丽。她父亲是干部，她穿得又新又干净，模样可爱，我那时懵懂地想，将来就要娶这样的姑娘当媳妇。可有一次，她也撇着嘴，带着点轻蔑的语气对我说：“你爸是个红眼眼。”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从此，我在桌上划了一道深深的“三八线”，只要她的胳膊肘越界，我就毫不客气地一肘子顶回去。更可恨的是绰号叫“五喜”的同学，他为了哗众取宠，竟拿父亲这块“短板”编成顺口溜羞辱我和父亲：“红眼眼狼扯疤，种的麦子犵狸（松鼠）掐！”他学习不好，顺口溜也编的牛头不对马嘴，这算哪门子话？父亲的眼睛跟麦子、松鼠有什么关系？五喜是个连老师都不敢惹的狠角色，我哪敢跟他硬碰硬，只能低声嘟囔骂一句来泄愤。

这双红黑交织的眼睛，也曾亮得让我发烫。生产队秋收时，我撞见有人往怀里塞高粱穗，回家告诉了父亲。后来可能是父亲反映给了队长。过了几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被窝里，那人就冲到我家，厉声问我：“甚时候看见我拿队里的高粱穗了？”我吓得不敢吱声。父亲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苗在他眼里跳。“又（我的小名），照实说。”他声音不高，红眼珠却亮得惊人。我梗着脖子说完，那人悻悻走了。父亲往灶里添了把柴：“见了这种事就得说，谁让他有脚手不稳的毛病，邪不压正。”听着父亲的话，我心里顿时暖烘烘的。那天的灶火格外旺，把他的红眼映得像团火。

20世纪70年代初，307国道吴堡至绥德段要从石子路改铺柏油路。我们全家老小齐上阵，起早贪黑地砸石子，想给家里添点进项。快量方算钱的时候，我耍了个小聪明，偷偷把一块大青石埋进石子堆里，想多算点方量。结果埋得太仓促，石块一角露了出来，被量方的工作人员一眼发现。他用耙子一扒拉，大石头就露了馅。“老张，可不能这么占公家的便宜啊！”工作人员的话让父亲脸上挂不住。他猛地转过头盯着我们兄弟三人，厉声问：“谁埋的？”那只本来就红红的眼睛这时的充血量达到极限，眼看事情败露，不等父亲的手扇过来，我扭头就跑。夜里缩在炕角等着挨揍，他却只站在炕前骂：“鬼仔子，公家的便宜能占？以后再敢胡日鬼（捣乱），小心我扳断你的嫩骨石！”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见他眼里的红褪成了暗紫，像燃尽的炭。那年我十岁出头。

1978年春天的一段时间，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听说政府有政策，给参加过八路军的人发放补贴，少说一个月也有十来块钱。那段时间，父亲隔三差五就往县城跑。父亲确实在延安当过八路军。如果能领到这笔补贴，对我们这个贫寒之家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母亲私下跟我说：“不晓得咱有没有那个福气，要是能办成，你以后的学费就不用愁了。”是啊，那时我上高中，一个月五块钱的伙食费，每次回家取钱，总看见母亲紧锁着眉头。其实我头一年就该上高中，就因为三哥还没毕业，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只能推迟一年，等三哥毕业了，我才上。父亲是家中长子，兄弟五个。抗战期间，他被征召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分在保育院后勤组，主要任务就是给保育院的孩子们担水做饭。父亲说他一天要担二三十担水，起初肩膀都压肿了，苦很重。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就病退回老家了，由我二爸顶他当兵。

县民政局要求父亲出示当年的病退手续，才能证明他八路军的身份。全家人把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连墙缝和老鼠洞都掏了，硬是没找到那张纸。那时奶奶还在世，父亲问她，奶奶恍惚地说：“兴许……兴许是我糊了纸面洞（做纸糊的容器）了？三十来年了，早让老鼠啃了吧？”父亲又去找民政局领导，领导说手续找不到，还有个办法是找两个当年一起当兵的人证明。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我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当年一起当兵的南腔北调，离开部队就再没联系，上哪儿找证明人去？”最终这事不了了之。

这抹红到底是怎么来的？母亲说是累的，我猜是延安的风霜刮的。直到前年见了八十岁的姑姑，她说：“你爸去当兵前就眼疼，总说扛扛就过去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我突然想起父亲给我刨锄把的模样——左眼瞄木把的直弯，眯着右眼的那抹红在晨光里闪光，像片不肯熄灭的火星。

如今我也老了，偶尔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总想起父亲。其实谜解不解，又有什么要紧？他早把最清亮的东西，种进了我心里。

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