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工作队在佳县乔家寨石城踏查。

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千百年来，它沉默地保守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之下，竟密密麻麻地“沉睡”着一个规模宏大、延续约1800年的石城群落。它们建于何时，又是如何建造的呢？这些萦绕在考古学界心头的问题，如今有了更为清晰的答案。

2019年至2025年，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历时六年，完成了“榆林地区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专项考古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榆林境内共发现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573座。这一数量，超过了此前全国已知的史前时期城址总数。这些石城主要沿黄河及其各级支流分布，其兴建于仰韶晚期（约公元前2800年），历经龙山时代，部分延续使用至商周之际（约公元前1000年）。

调查石城缘由：叩问文明源头的执着

对黄土高原早期文明图景的系统性追问，是本世纪初以来考古学界持续深化的焦点。早在2000年到201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环境、生业与文化研究”专项工作，在考古专家、曾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倡导陕西考古工作者“摸清家底”之后，榆林陆续发现30余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

随后，吴堡后寨子峁、佳县石摞摞山，尤其是“石破天惊”的神木石峁遗址的相继发掘，犹如一记记惊雷，震动了学界，让榆林乃至整个河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关键阶段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

为全面摸清石城“家底”，探索史前石城的源流和背后的族群融合、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形成等学术问题，并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依据，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于2019年秋启动了这项覆盖全市的专题调查。

科学方法与“笨功夫”结合：在智慧与汗水中寻路

“项目启动初期，调查队成员没有目标，就像‘老虎吃天，无法下爪’，充满了迷茫。”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队长、项目负责人康宁武回忆道。他与技术骨干马明志反复分析、实地验证，创造性地提出了结合高精度黄河支流水系图与地貌特征的“‘两沟夹一峁’研判法”。他们发现：先民筑城，必重水源与防卫，河流交汇处的独立山峁是首选。同时，系统复核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相关线索，并广泛开展民间走访。

理论指引方向，但田野调查没有捷径，实地踏查是发现的唯一途径。队员们日复一日地攀登、勘察，在断崖边寻找石墙的剖面，在地表采集散落的陶片，以此判断遗址的年代与性质。

为了提升效率，康宁武将队伍分成三个小组，在马明志的统一技术指挥下，各组之间形成了“暗自竞赛”的良性氛围。“那段时间，捷报频传，最多的一天，我们新发现了8座石城！”康宁武说。

从第1座到第573座：艰辛跋涉中的星光与温暖

佳县乔家寨遗址的调查，为整个项目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2019年10月，调查队在此确认了一座15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遗址，其城墙内面积达75万平方米，年代上限可至距今约5000—4800年之间的仰韶时代晚期。“这给了我们信心，也让我们对石城的形态和调查方法有了直观认识。”康宁武说。

此后，调查工作全面铺开。队员们风餐露宿，足迹遍及史前石城所覆盖的11个县（市、区）。午餐常常是馒头就咸菜，自己带水解渴，“调查路上，有时候遭遇群狗围堵；梁峁顶上，遇到几次雷雨冰雹。”调查手记中的寥寥数语，道尽了野外工作的艰险与囧态。

艰辛之中不乏温暖。在子洲县，当考古队的车陷入泥泞，附近的老两口扛着门板、抱着柴草赶来，忙活两小时助车脱困；在石垛坪石城复查中，当地热心的民间文史爱好者董树荣，对家乡的山峁如数家珍，他用自己的皮尺一段段丈量，相助初步测算出石城面积。这让考古队员感动不已。

走访是另一项重要的“田野功夫”。参与调查的徐茂成善于和乡亲拉家常，不经意间就能获得“哪个山头有老墙”的信息。这些来自民间的点滴线索，与遥感影像、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最终化为考古图纸上精确的坐标。

石城何来？文明何往？重构北方的早期文明图谱

六年的系统调查，不仅积累了庞大的遗址数量，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初步的时空框架。

榆林地区的石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空间变迁规律。其筑城传统与理念，可能受到了早期燕辽地区（如红山文化）积石遗存的影响。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由于受到外来人群的威胁，石城营建的中心在榆林南部丘陵地带，如吴堡后寨子峁、佳县乔家寨等，多呈现多个城圈并列的布局。而至龙山晚期，随着黄土高原的文化复兴，石城的重心北移至神木、府谷等开阔区域，出现了如石峁这般具有宫城、内城、外城多重结构的超大型都邑，社会复杂化程度显著提高，并进一步将黄土高原的文化和石城向东推进至燕山北麓，重新夺回一度丧失的疆域。许多龙山时代的石城，在夏商时期仍被继续沿用。

“这573座石城，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系统，清晰地展示了距今4800年至3000年间河套地区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扁平化走向层级化的演进轨迹。”马明志解释。尤为重要的是，调查为理解石峁这座“王者之都”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聚落和族群背景，它并非孤峰突起，而是建立在众多不同等级石城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之上，并经历了漫长的兴衰演变历程。

城址是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要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韩建业认为，这些石城的始建年代正对应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是距今4700年左右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也是政治上最早的“中国”发源地，它们作为长城最早的原型，勾勒出华夏先民北方防线。

仍在继续拼图：让湮没的史诗重见天光

如今，在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的办公室墙上，一幅布满573个标记点的地图，直观展示了这项工作的规模。当然，这并非终点。队长康宁武表示，基于现有数据分析，榆林地区史前石城遗址的实际数量可能更多，调查发现率约为80%。“还有相当一部分遗址，可能仍深藏在某道不为人知的梁峁之间，等待发现。”

目前，调查队正全力投入考古报告的编纂工作，这份报告将为“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重大课题和后续的保护、研究与展示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六年风雨，一路艰辛。队员李平乐曾在调查途中写下：“山高沟深路险，垴畔坟头断崖，烈日沙尘雷雨。日当中午，考古人在岭上。”

诗页已泛黄，而岭上寻迹的人，他们的工作如一块块拼图，正让黄土高原那段以石为证、磅礴厚重的早期文明史，日益清晰，重见天光。

文图/记者　白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