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时，父亲是大山一样的汉子，肩宽背厚，站在地畔上，挺拔得能撑起一片天。那时的父亲，出言说一不二，做事雷厉风行。虽然出身农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策放活之际，父亲曾走州过县，做过一些生意买卖。也曾梦想着跳出农门，闹一番世事，最远到过首都北京。

孰料，买卖折本，债台高筑。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形：腊月里，债主们总要上门讨债。父亲像有预感似的，早早便出门躲债。那些恓惶的日月，家里确实没什么可以变卖抵债的东西。只有一头老黄牛，却是家里的宝贝——耕地、拉车、驮水全靠它。因担心债主拉牛抵债，奶奶踮着小脚，悄悄地把牛牵到后山藏起来，再用柴草把牛圈和牛槽伪装做旧一番。母亲呢，面对进门就拍桌子的债主，脸上堆着笑，端茶递烟，好言好语地央告，转过身抹把泪，又生火和面。母亲双手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声音轻得像棉花：“掌柜的出门了，俺一妇道人家，做不了主，劳您白跑一趟……”那一刻，母亲仿佛低矮到尘埃里。之后，便是母亲与父亲无尽的争吵，母亲的埋怨，父亲的叹息，都深深地印刻在我心里。

此后，父亲一门心思扑在土地上，向土地讨说法，向日月求生存，一心只做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天还没亮，父亲的锄头就在地里翻出一声脆响；星宿满天，他的影子还在地里晃。父亲说“土地不哄人，你多流一滴汗，它就多结一颗粮食。”

2000年起，村里的年轻人一批批往外走，留下大片土地撂荒。父亲看着心疼，跟母亲一起，把能种的地都揽了过来。天不明就赶着牛车出山，月亮上来才踏着露水回家，中午不休息，啃个冷馒头就顶一餐。过重的体力劳动负荷压弯了他的腰——那个曾挺拔如松的汉子，像要把一辈子的重量都扛在肩上。农忙时节，一日三餐单靠稀饭、馒头、土豆、酸菜与挂面对付凑合。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让父亲的老胃病越来越重，身体消瘦不堪。

2012年开春，村里的窑洞越来越空，父亲像许多老一辈农民一样，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城市。于是，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城郊的煤矿打零工，一干就是六年。再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在城里找了份保安的活，穿着藏青色的制服，一站就是七年。而今，父亲年近古稀，腰更弯了，话更少了，却一直不肯休息。他总说：“我还能动，歇着心慌。”

时光如水。如今，我们长大了，父亲却变老了、变矮了，变得沉默了、卑微了。这些年，父亲一个人租住在城郊一处不足30平方米的逼仄南房里，夏天酷暑难耐，冬天潮湿阴冷，却始终不肯随我到福建养老。也许是故土难离，舍不得老家那几孔窑洞、几亩土地，也许是怕花钱，也许是不愿打搅我们小家的生活。

这些年，因为工作，我与父亲难得一见。而在久违的团圆时光里，父亲总是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唯唯诺诺的，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趔趄，像个怕犯错惹人嫌的小孩。一想起这些，我就忍不住鼻酸眼热，如果有一天，父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那我们长大的意义又是什么。

去年回家，进门后，我发现父亲悄悄走进里屋，脱掉了旧布衫和保安服，换上了新衬衫和西裤，还把衣襟扎进裤腰，露出我前几年给他的一条不太新的皮带。当父亲双手抱着膀子往院里一站，腰板竟直了许多，老树皮似的脸上堆着笑容，跟邻居们拉话时，嘴里竟蹦出“低碳”“人工智能”这些词……这一刻，父亲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很像年轻时那个想“闹世事”的汉子，全然没有半分老农民的局促。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如此刻意捯饬自己，也许在父亲看来，我是坐办公室、吃公家饭的央企“干部”……父亲这样做，是为我而骄傲得意？还是怕在众人面前丢我的脸、扫我的兴？或者，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没被日子磨垮，还跟得上这个时代。又或者，只是为这份久违的团圆而高兴罢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其实，父亲大人大可不必如此。惭愧啊！为儿我出门多年，从黄土高坡到东海之滨，从山村窑洞到繁华都市，可我既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什么“官儿”，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职员，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些年，我没活成父亲当年期盼的样子，没让您老在人前挺直腰杆，反倒让您为我操了不少心。

我起身走过去，轻轻扶住父亲的胳膊，我看到父亲青筋凸起、布满老年斑的双手——这双手，曾握过犁，搬过砖，挖过煤，也数过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与欠条。如今，这双手安静地垂着，不再急于抓住什么。我忽然觉得，像父亲这一代农民，从未真正追求过“挺直腰杆”的时刻，父亲的尊严，不在别人的眼光里，而在他踏实耕种的土地上，在他扛起生活重担时的沉默中，在他明知自己只是时代的一粒微尘，却依然用力地过好每一天。

阳光洒在父亲脸上，父亲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乔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