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季鸾公园时，暮色四合，远山如黛，夕阳正将最后的金晖洒向榆林古城。深秋的柳叶簌簌落下，铺就一条静谧的路，引领我走向公园深处。就在这片苍茫里，我遇见了张季鸾先生——不是冰冷的铜像，而是一个穿越百年依然鲜活的灵魂。

先生静坐于暮色中，目光依然如炬。我驻足凝望，恍惚间仿佛看见1926年天津的早春，37岁的他临危受命，在租界狭窄的编辑部里昏暗的灯光下。窗外是军阀混战的枪声，他却铺开稿纸，写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个大字。油墨未干的创刊词里，他写道：“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字字千钧的誓言，不仅是职业信条，更是用生命践行的契约。在往后十五年的主编生涯里，他因批评时政收到过恐吓信，也因揭露真相面临停刊危机，却始终让《大公报》如寒夜中的孤灯，照亮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些发黄的报纸合订本里，至今还能触摸到一个报人滚烫的初心。

傍晚的风掠过树梢，我听见他在抗战烽火中写《我们在割稻子》的声音。那是1941年最艰难的夏天，重庆防空洞外敌机轰鸣，他却在烛光中写下这篇注定载入史册的社评。“早割稻一天，多增一分实力”，几个字背后，是他在河南灾区亲眼所见的饥馑，是他与农民同坐田埂时沾染的泥土。他将笔化作刀枪，将报纸变成战场——《给东北同胞》《勉沦陷区民众》……每一篇都是射向黑暗的子弹。

暮色渐浓，铜像肩头落了几片枯叶，季鸾先生仍眉头轻蹙，眼神却永远坚定。记者节又至，作为年轻记者，我们常在流量与真相间徘徊，在时效与深度间挣扎。但此刻，在季鸾先生的目光里，我找到了答案：新闻的尊严，从来不在点击量里，而在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里，在那些为苍生和土地说过的话里。他“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的教诲，让我知道：新闻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修行——修正直之德，行公义之事。

离园时华灯初上，榆林城的灯火如星河倾泻。先生依然静坐园中，看着他深爱的土地和后来者。我知道，他守护的不只是一段报业传奇，更是一盏不灭的明灯，他那“不随声附和”的执拗、“不锦上添花”的清醒、“不趋炎附势”的骨气，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晨钟暮鼓，警醒着每一个手握笔杆的人。

这个记者节，祝愿我们都能像季鸾先生那样，以笔为舟，以心为灯，在时代的激流中，做一个清醒的摆渡人。

作者：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