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鄂尔多斯两地受蒙元互市影响，形成了蒙汉商户“杂居共处，语言互通”的繁荣局面。作为当时的“国门”边塞要地，两地除经济往来以外，文化交融也尤为突出。其中不乏往日的蒙古游牧区域，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汉人聚居之地，神木的大保当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地的大部分地名直接从蒙古语音译为汉字，带有明显的蒙汉融合痕迹。本文就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对陕北地名的影响以及“大保当”地名的由来，发表一些见解。

蒙古语词汇的直接呈现

蒙古语对陕北地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借用和语义转化上，这些地名多与自然景观、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相关，其命名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蒙古语读什么就译成什么”的直接音译。根据蒙古语读音直接音译成汉语，音译后的汉语名字本身无特殊含义，仅为蒙古文的发音。例如“呼吉尔特”这个地名被直接音译为“活鸡儿兔”“活鸡兔”或者“呼吉图”，其中的“鸡儿”“兔”与地名毫无关联，仅为蒙古语的读音。同样，“包头”源自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包头”二字就是蒙古语“包克图”的汉字音译。还有“乌兰色太”是根据蒙古语“乌兰素图”直接音译而来的，原意为“红柳林”，“色太”就是“素图”的直接音译。上述“活鸡兔”“包头”“色太”本身并没有特殊含义。蒙古语中“图”意为“有……的地方”，常作为地名后缀。“图”多被汉译为“某某兔”，如尔林兔、刀兔、木独兔等，与之类似的还有以“采当”为后缀的地名，这实则是蒙古语中“湿地”的汉译。“采当”源自蒙古语，意为“湿地、沼泽、水草丰美之地”，这类地名直观反映了该地域当时的自然气候状况，也彰显出蒙古民族对游牧环境的依赖。比如“纳林采当”，意为“狭窄的湿地”，其中“纳林”在蒙古语中是“细小、狭窄”的意思。再如“吧吓（ha去声）采当”，“吧吓”在蒙古语中表示“小”，与“采当”组合，便是“小湿地”。此外，“长胜采当”“摆言采当”“窝兔采当”等地名，其命名逻辑亦是如此。

二是“当地有什么就叫什么”就地取材命名。根据当地重要的山川、河流、湖泊、历史名人等命名地名或者城市名称。例如“呼伦贝尔”就是因当地有“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再如“锡林郭勒”中“锡林”蒙古语译为“高原上的平野”，“郭勒”是河流的意思，锡林郭勒意思就是“高原上的河流”，反映了该地区的地貌特征。“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名称则源于蒙古部落“土默特”的方位划分，具有鲜明的军事含义和部落历史意义。“公格沟”的“公格”源自蒙古语“贡格尔”，意为“弯弯曲曲”，“公格沟”可以理解为“弯弯曲曲的河沟”。类似的，内蒙古“贡格尔草原”亦是根据“贡格尔河”命名，另有说法称“贡格尔”是蒙古人名。大保当镇周边的“东营盘壕村”“西营盘壕村”等地名就有鲜明的军事痕迹，同样，“某某营盘壕村”的地名在鄂尔多斯也有很多处。大保当镇的“补拉湾村”全称为“奢吓（ha去声）补拉湾”，其名称源自蒙古语“查干布拉格”，意为“白色圣洁的泉水”。

值得一提的是，大保当地名中“海则”的也特别多，其中一块集体承包的耕地名为“巴金儿海则（子）”，其原本是蒙古语的音译，有趣的是汉字里包含了两位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和“海子”的名字，听起来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藏传佛教的间接渗透

库图克台的宗教政策深刻改变了蒙古社会的精神结构，藏传佛教通过本土化和制度化成为蒙古各部信奉的教，并成为蒙古各部的精神纽带。其宗教术语、宗教场所等称谓随民族交往融入当地地名，形成了神秘且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地名景观。与“敖包”“喇嘛”相关的地名，最能体现藏传佛教在当地的影响。

敖包是蒙古语，意为“堆子”，也有译为“脑包”“鄂博”的，指用木、石、土堆成的堆子。敖包最初是蒙古族用石头、土或木块堆成的标志物，作为辽阔草原上的道路指示牌或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山神、路神及祈求丰收、家人平安的象征，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与宗教载体，有说法认为其源自藏传佛教的“玛尼堆”。敖包在地名中多被译为“啊包”。歌曲《敖包相会》中的“敖包”解释为道路指示牌或界标更为贴切，即“在某某道路指示牌处约会”。神木市大保当镇东南分别有大啊包村和小啊包村两个以“啊包”命名的村落，据说因村旁有清代蒙古部族所建用于祭祀祈福的敖包。类似的还有尔林兔镇陕蒙交界处的啊包兔村，“啊包”即“敖包”，“兔”为“图”的音译，意思是“有敖包的地方”。富含“啊包”的地名成为藏传佛教祭祀文化在当地的实物见证。

藏传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其活动场所或相关区域的地名也留下了宗教印记。大保当镇东部的“勉利庙”相传为蒙古人勉利喇嘛创建，“勉利”为蒙古语，意为“消灾免难、大吉大利”。大保当镇西南的榆阳区金鸡滩镇的喇嘛滩村、王喇嘛庙等，据说是因蒙古喇嘛在此居住弘法而得名。与之类似的还有店塔的喇嘛山、喇嘛寺，高家堡古镇的前喇嘛沟、后喇嘛沟，靖边的喇嘛墩，府谷的喇嘛墕等。

“大保当”地名由来的设想

不难看出，受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当地的地名多根据所在地特征起的蒙古语名字，再通过音译成为汉语名字。有的是直接音译，有的则借鉴汉字，使其更加符合汉语读音和文字记录习惯。“大保当”地名究竟是因何而来？本人有如此设想：

“大保当”一般认为是汉语和蒙古语的结合，“大”为汉语，“保当”源自蒙古语“布当”，意为灌木丛草滩。“大保当”这一地名也曾被一些学者考证为“大宝当”，其名称疑似源自蒙古语的“宝疙瘩”。由于“疙瘩”一词除了本意“皮肤突起物”，还可指“人际关系或思维活动中的阻滞状态”，在方言中一般表示“绳节”“线头”等相对较小的块状物体。在《蒙古源流》成书以前，蒙古各部的历史都是通过口述的方式流传，用文字记录地名更是少之又少，可以推断“宝疙瘩”并非文字书写的记录。结合当地蒙汉融合的语言特征及“保当”与“布当”发音相近的特点，“宝疙瘩”并非“大保当”地名的来源。

从库图克台推动藏传佛教传播的范围来看，“佛”在蒙古语中的发音与“保当”相近，且“大保当”“小保当”两地分别建有“班禅庙（今班禅寺）”“观音殿”，且当地村民称“班禅庙”为“大庙”，因此“大保当”“小保当”可能是“大佛”“小佛”叫法的演化，或是类似藏传佛教“布达拉宫”由“大布达”“小布达”的称呼演化而来，亦未可知。

“小保当”地名或许与当地闻名的“观音殿”里供奉的观音菩萨相关，菩萨的英文读音同样与“保当”相近。因此，“大保当”“小保当”或许是根据“佛”“菩萨”蒙古语读音的一种音译。大保当每年都要举办庙会，唱戏的地方仅仅有“班禅庙”“观音殿”“大啊包”三处，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大保当”“小保当”“大啊包”的名称或许是从当地追着戏班子看戏的观众嘴里的“大布达”“小布达”“大敖包”演化而来，这同样具有可能性。

“大保当”“小保当”也被称作“大保当滩”“小保当滩”。借鉴“大坟滩”“小坟滩”的得名规则——因有库图克台和萨冈彻辰的“坟”而得名“坟滩”，且根据两人的辈分或地位在前面冠以“大”“小”，“保当滩”也可能是因为有“佛”而得名“保当（布达）滩”，之后又根据佛教教义，对“阿弥陀佛”化身的“班禅额尔德尼”所在地尊称为“大”，对“菩萨”所在地尊称为“小”。

“大保当”之名究竟源于何处，在缺乏充分史料证据的情况下，至今仍是人们不断探究的课题。“大保当”仅为一处地名，却镌刻着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印记，是蒙汉民族融合的直接见证。透过地名，我们仿佛真切触摸到了这片土地承载的历史温度，感受到了她无声地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繁衍不息的生灵——哪怕是那些连她名字都不理解的人。

作者：刘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