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太阳运行至黄经75°，端午便踏着夏至未至的暑气，如约而至。这个处于仲夏的节气节点，正是《礼记》中记载的“阴

阳争，死生分”之时——阳气升腾至顶点，阴气始生，万物生长繁茂而纷杂。古人以敏锐的感知，将端午视为“恶月恶日”，衍生出驱邪避瘟的节俗，也由此赋予这个节日独特的文化底色。

在甲骨文的残片与青铜器的铭文里，端午最初的模样若隐若现。殷商时期的卜辞记载，先民于仲夏之月举行“浴兰节”，以兰草煮水沐浴，在氤氲蒸汽中祛除秽气。这种对洁净的执着，暗合《礼记》“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的哲学观——当阳气升至极盛，阴阳交替之际，人们通过仪式实现生命的净化与重生。

龙舟竞渡的起源更是充满神秘色彩。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雕花木桨，将龙舟的历史推至七千年前。吴越先民“断发文身，以像龙子”，将龙舟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越地传》记载，古越人在端午举行“龙祭”，舟行如飞，鼓声震天，这既是对水神的敬畏，更是对生命力量的礼赞。正如《淮南子》所言“龙舟鹢首，浮吹以娱”，原始的祭祀逐渐演变为对勇气与速度的竞技。

屈原的纵身一跃，为端午注入了永恒的精神内核。《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呐喊，在汨罗江畔化作不朽的回响。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百姓“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这种自发的纪念，让个体的悲剧升华为民族的精神图腾。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祭祀水神的仪式与屈原投江的悲壮完美融合，形成了“以死明志”与“敬天法祖”的文化共振。

端午的习俗体系堪称微缩的文化博物馆。佩香囊的传统可追溯至《礼记·内则》“衿缨，皆佩容臭”，中药配伍的智慧暗合《黄帝内经》“芳香避秽”的理论；悬挂的菖蒲被称为“水剑”，艾叶喻为“虎爪”，这种将植物人格化的习俗，体现着“万物有灵”的东方哲学。苏轼在《浣溪沙》中“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的描写，更展现了节日的诗意美学。

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里，端午正经历着创造性的转化。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上，传统龙舟与现代赛艇同江竞技，体现着“守正创新”的文化智慧。嘉兴粽子博物馆里，全息投影技术重现古法裹粽技艺，让非遗文化触手可及。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

当年轻人用短视频记录包粽子的过程，当国潮设计师将龙舟纹样融入时装，端午文化正以更轻盈的姿态融入当代生活。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团结意识，始终是流淌在节日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正如冯骥才所说：“我们保护的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中国人的文化DNA。”

从新石器时代的木桨到现代的碳纤维龙舟，从竹简上的《离骚》到手机里的端午祝福，端午始终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这个承载着民族记忆与精神追求的节日，既保存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又焕发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光彩，如同长江黄河，在奔涌向前中保持着永恒的生命力。

刘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