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光照千秋的伟大长征精神。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条万水千山的征途，榆林自有厚重一笔：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在定边，《沁园春·雪》诞生于清涧袁家沟。伟大长征精神，是榆林最厚重的精神底色，也是这片土地鲜亮的文化名片。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榆林传媒中心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铁血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主题宣传报道。即日起，我们开设专栏，循先辈足迹、访红色遗址、讲奋斗故事，展现陕北人民弘扬长征精神、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1935年10月16日、1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历经千难万险，由甘肃进入定边县张崾崄镇木瓜城和铁角城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的第一站。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县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北上抗日——看到胜利的朝霞

“北上抗日”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后程公开确立北上抗日的战略行动。在北上抗日的道路上，毛泽东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定北上抗日方向；这是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战略性选择，展现了我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寥寥数语，追念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途跋涉的伟大壮举，表达了共产党人“天高任鸟飞”的广阔胸怀和“不到长城非好汉”即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定意志；“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则描绘了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苏区前翻越最后一座高山时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终将要制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透过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已经看到了东方泛起的胜利朝霞。

扎根陕北苏区——迎来胜利的曙光

踏上陕北苏区的土地，这支队伍依然一如往常地遵循中央苏区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百姓看到这支队伍虽然衣衫褴褛，却纪律严明，听说这是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陕北苏区的中央红军后，个个露出敬佩的眼神。

中央红军进入吴起时，国民党宁夏马家军和东北军四个骑兵团尾追而至。毛泽东不顾连续行军的疲惫，立即组织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陕甘支队诱敌深入，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战，歼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骑兵团，毙伤俘敌两千多人，创造了步兵追骑兵的奇迹，也为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献上了一份厚重之礼。

在吴起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从三边闻讯赶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的汇报中，获知陕北红军发展情况及陕甘晋省委和西北保卫局在陕北苏区搞肃反、刘志丹等红26军领导被关押的情况，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立即下令“刀下留人”，一切交由中央处理；决定由张闻天负责，组成王首道、董必武等审理肃反问题的五人领导小组。经慎重审理，化解了肃反危机，进一步加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团结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凝聚力，受到陕北军民的高度赞扬。

1935年11月下旬，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组织了直罗镇战役，击毙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及以下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评价此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短短的一个多月，连续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纠正了在陕北苏区的严重“肃反”问题，赢得了陕北民众和陕北红军的坚决拥护，在新的苏区站稳了脚跟，并以更高的战略格局，谋划中国革命的未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浩与赵玉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外蒙入境，途经银川、定边，一路艰辛到达党中央驻地瓦窑堡。他带回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及大功率电台联系密码，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走上了一条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联蒋抗日的正确道路。

挺进抗日战区——开辟光明未来

正是基于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我党针对1935年日本一系列得寸进尺的侵占华北事件，决定渡河东征。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高举“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大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意在打开抗日通道，奔赴抗日战区与日军直接交战，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然而，红军东征抗日遭到国民党阎锡山晋绥军的阻拦。

东征红军深入晋西南腹地，历时75天，转战50多县，歼灭国民党晋绥军约7个团，扩红8000余人，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在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政权，扩大了我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瓦解了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关系，开启了与晋绥军联合抗日的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华北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潮，为红军后续出师华北抗日奠定了坚强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东征渡河前，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村写下了气吞山河、名垂千古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面对秦晋高原的壮丽景观，毛泽东根据今非昔比的政治局势，纵观古今，敞开心扉，抒发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厚底气——引领当今中国前进方向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人民大众！

东征的胜利，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求荣政策，阻止红军奔赴抗日战区。这注定了1936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也注定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天平将向中国共产党急剧倾斜。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1936年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方野战军，出师西征，打击陕甘苏区西边的宁夏军阀。至7月底，西征战役给国民党马家军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及宁夏东南一带，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为随后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党中央加大统一战线力度，利用经教育释放的东北军俘虏，特别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从军长到副总司令张学良展开了一系列联合抗日秘密接触，直至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双方高层直接会面，达成了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为逼蒋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军事基础。

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张浩代表共产国际对张国焘一封封肯定中央红军正确政治路线的电报，加上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军事上的逐步被动，特别是百丈关战役严重受挫，不得不放弃“第二中央”开始北上，先后与红二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于1936年10月回到陕北苏区。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历经两年时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最悲壮的征战奇迹。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并在我党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县炮楼山下的石洞，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了全国爱国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将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与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根基和血肉联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持久战争与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正确地引导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而且在军事上通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多变的运动战，陷敌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亿万民众这一强大无比的政治后盾，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绩，继而在解放战争中，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中共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十三年，在党内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深入学习教育；在与国民党联合斗争的同时，在党内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思想斗争，清算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思想，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开展了整风运动，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经历了土地革命、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历史时期，从胜利走向胜利，使延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作者：加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