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在网上搜索“绥德县远竹中学”，页面跳出一行简介：学校始建于1994年，由日籍华人黄远竹先生捐助500万日元，政府配套投资兴建。目光停在那行字上，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骤然翻涌而来，清晰如昨。

那是199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去部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敲门进去，部长不在，我便坐到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等，无意看到一封《北京周报》寄来的信件，内容大意为：日籍华人黄远竹先生愿捐赠500万日元，委托《北京周报》牵线，在陕北修建一所学校；《北京周报》某领导曾在绥德县四十里铺镇三十寨插过队，对这片土地感情很深，因此有意将学校建在绥德。如有意向，请速与《北京周报》记者钱彤电话联系——钱彤正是此信的作者。

我一看邮戳，信到绥德已一周有余，又等了一会儿，部长仍没回来。我性子急，拿着信径直从四楼跑到二楼，敲开了县委卢书记的门。开门的是县委徐副书记。我顾不上客套，开口便问：“两位领导，打扰一下，我们宣传部接到北京来信，日籍华人想在咱们这儿捐500万日元建学校，这事你们知道吗？”两位书记都说不知道。我说：“信来了有几天了，人家要求尽快回复。”两位书记都说这是好事。徐副书记当即说：“建伟，你去让通讯员打开我办公室的门，我那儿能打长途，你赶紧联系。”

我领了指令，立刻拨通了钱彤的电话。钱记者表示要亲自来绥德实地考察，问我机场情况。我建议他飞到西安，我们到西安去接他。他让我等电话，确定行程后再告知。

接待北京来的“财神爷”，我和部长商量，部长说县工商局新买的一辆伏尔加轿车很体面，他去协调。过了几天，我和教育局负责基建的李老师乘那辆伏尔加赶往西安。次日一早，在西安咸阳机场出口，顺利接到了钱彤记者：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帅气小伙。

我陪着钱彤在绥德实地考察了几天。在县里组织的座谈会上，他说：“绥德是革命老区，我一定回去向领导好好汇报，争取把这笔捐款留在这里。”送他回北京时，我和同事把他送到能直达北京的太原火车站。

不久，北京来电，让县里派相关负责人前去座谈。在那时，一个陕北小县的干部能因公去一趟北京，那真是一件难得的美事。名单公布，上面没有我。办公室主任来打招呼，话里带着些许歉意：“建伟，这件事你出了大力，组织都记着。只是县上财政困难，各单位经费紧张，名额有限，这次座谈，得紧着能代表县里表态拍板的同志去。”我点点头：“应该的，应该的。我去不去北京无所谓，只要学校能建成，就比什么都重要。”

赴京座谈那天，我站在办公室里，看着送行的吉普车在大门外扬起一阵黄尘，渐渐远去。北京那头要谈的是远竹学校的事；我这头这支笔要写的，也是远竹学校的事。各有各的阵地。我回到桌前，把这条消息赶了出来：《日籍华人捐款办校，绥德派员赴京座谈》。

奠基仪式在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举行。彩旗从公路边一路插到仪式台前，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学生秧歌队和着唢呐、锣鼓翩然起舞，省上、地区、县上的领导，黄远竹先生的代表，各方嘉宾，依次从车上下来。学生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站在路旁齐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扛着摄像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取景框里，是致辞的领导、发言的学生代表、嘉宾挥锹铲土的身影，是培土奠基的瞬间，还有那块写着“远竹学校”的奠基石缓缓落定的时刻……镜头后面，我额上沁满汗珠，脊背早已湿透。仪式结束，正午的阳光把县城的街道晒得暖融融的，我走进招待所对面的面馆，要了一碗羊肉面。窗外，几个穿着秧歌服的孩子，笑着闹着，背着书包，从新奠基的学校方向跑来。那天的那碗面，我吃得格外干净，连肉渣都用筷子夹净了。

二十多年过去，远竹中学的书声一年比一年响亮——这是对当年那些画面最好的洗印。

作者：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