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前，挚友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将大型人文纪录片《榆林长城纪事》的文字部分结集出版，请我作序。其时我正埋头写作“北宋四朝重臣司马光与榆林”系列，无意旁骛，唯独这件事，不能推辞。

　　当日立夏，窗前绿意盈目。坐定提笔，忽然想起巴西作家费尔南多·萨比诺《跳棋棋盘》里的一句话：“所有的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就说明还没到最后。”

　　一

　　《榆林长城纪事》有两个关键词：榆林、长城。

　　榆林是一座因战争守御而兴的边防城池。自1471年设卫城、跻身九边重镇，至今五百多年。卫城的历史不过五六百年，“长城”在这片土地上，却已有两千多年。从战国到今天，两千五百年间，榆林三次成为中华民族的边防重地。长城，就是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为抵御外敌，在被动防御的军事形势下，筑起的一条静卧于田野的防线。

　　第一次，是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战国。魏文侯在此设上郡，抵御秦国与戎狄；秦统一六国后沿置上郡，抵御匈奴。上郡时期绵延六百余年，直到公元215年曹操废上郡。其间魏、秦、隋三代，都曾修长城——所以榆林有战国魏长城、战国秦长城、隋长城。

　　为什么两汉没有“汉长城”？因为汉朝大多时候是主动防御：派兵出击，长途奔袭，充分发挥骑兵之利，打出去，追着打；打到哪，守到哪，卸甲屯田。于是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有卫青、李广、霍去病的传奇。榆林城里的“上郡路”“肤施路”，便是为纪念这段久远而伟大的历史。

　　为什么秦长城、魏长城、隋长城不如明长城声名显赫？因为榆林的古长城多是“土长城”，是典型的田野文物。两千多年风吹雨打，早已遗迹难寻；即便残存，也多被风沙掩埋。而明长城距今不过四五百年，墩台看得见、摸得着——镇北台至今四百多年，因雄伟壮观而声名远扬。

　　第二次，是北宋。宋人防御不修长城，改筑堡寨——从防御功能上讲，北宋榆林境内的堡寨，也相当于长城。仅神府一带，当年就有四十多座堡寨。明代的长城防御体系，不过是宋代堡寨体系的延续与优化：屯兵驻扎、军卫屯田、烽燧传警、连环布防。说到底，长城只是载体，驻军才是根本。

　　第三次，是明朝。为抵御退居漠北的蒙元势力，有明一代始终筑城不止。榆林明长城最为瑰丽多姿。“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有的夯土为墙，有的外砌砖石，有的筑于黄土山梁，有的建于沙漠草地。俗称“边墙”，分“大边”“二边”两道：大边自明成化十年（1474）兴筑，东北起府谷县墙头村——“墙头”之名，即因“边墙之头”而来——经府谷、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西南达宁夏盐池东界，全长五百六十一公里；二边又称“铲削二边”，与之并行，成化九年（1473）始筑，全长五百七十一公里，今大多已毁。

　　镇北台建于1607年，是明长城线上最大的烽火台，也是万里长城上最雄伟的军事要塞与观察所，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与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并称“三关一台”。明长城沿线在榆林可考的城堡共三十六座，清水营、五里墩、建安堡、波罗堡、威武堡等保存较完整，款贡城、易马城亦风貌犹存。

　　十多年前，榆林市文广局发布《榆林市长城保护倡议书》。而《榆林长城纪事》这部五十集纪录片，正是在“榆林长城保护”面临困难与挑战时拍摄的。

　　二

　　榆林是明代“九边”之一延绥镇的治所。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屡犯延绥，成为重大边患。起初朝廷采取进攻战略，名曰“搜套”——派兵深入河套，寻歼鞑靼主力。然而大军入沙，缺粮缺水，行动艰难；鞑靼骑兵来去如风，神出鬼没，难以围歼。战果甚微，耗费却巨大，朝廷渐渐撑不住了。在余子俊等朝臣的反复建议下，终于改为筑城防守。余子俊任延绥巡抚期间，是榆林长城建设的高潮。

　　成化八年（1472）九月，余子俊获知朝廷仍欲“搜套”，便算了一笔账：当时延绥集结边兵八万以上、战马七万五千余匹，而运到延绥的粮草，只够人畜吃到第二年二月；要发动“搜套”，还需筹措巨量军需，还须从陕西、山西、河南征调数百万人力。他直言，山陕之间旱雹为害、秋成甚薄，百姓早已“财力困穷，人思逃窜”。

　　余子俊深知，进攻之难，十倍于守。他在奏章中写道：“盖自古安边之策，攻战为难，防守为易。”建议从运粮大军中抽调五万军民，免其徭役、倍加优恤，趁春夏之交鞑靼马力疲弱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完成从府谷墙头到定边花马池一千余里长城的修筑。

　　朝廷采纳其议，停止“搜套”，于成化九年（1473）在榆林境内开展大规模长城建设。今天回望，仍不免为“余子俊们”惊叹：在那样一个没有现代交通与科技手段的前工业社会，他们用原始、笨拙、冰冷的工具，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苦寒之地，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以血肉和生命筑起一道边墙，把敌人的马蹄挡在了墙外。

　　三

　　2018年以来，榆林长城保护面临较为复杂的形势。长城横亘北六县，绵延数百公里，恰是国家交通、电力、煤矿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千百年的风雨侵蚀，使有些地段与普通农田土丘并无明显区别，虽有文物部门所立标识，仍易被忽视；有些村庄被长城“一分为二”，也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个别墙体，就这样受到了触碰和损伤。

　　保护长城，根子在人心。让“保护长城、人人有责”家喻户晓、入脑入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损伤长城墙体的事件。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2019年6月，由榆林市文旅局牵头，榆林传媒中心组成精干团队，启动五十集大型人文纪录片《榆林长城纪事》的拍摄。历时一年多，制作完成。播出后，因采访扎实、信息量大，众多本土文史学者出镜，钩沉出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引来热议，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它为榆林文物工作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家底”——资料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珍贵。

　　四

　　挚友告诉我，这部纪录片获了许多奖，有的规格和级别还很高。作为总策划，我由衷高兴。任何美好的结果，都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若为成功找缘由，可总结为“四个一”：一个好团队、一批好专家、一批好编导、一首好歌曲。

　　一个好团队。开拍之前，我与时任榆林传媒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万胜电话沟通，得到大力支持；2019年6月26日，我们一起参加了在镇北台举行的开机仪式。当晚，我们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明确了拍摄与制作的整体构想。时任榆林传媒中心专题部主任张文斌统筹力和执行力俱强，以专题部为班底组建的团队更是人人能独当一面——这是纪录片顺利完成的基本保障。

　　一批好专家。启动之初，我们商定邀请榆林文史学者李春元先生担纲出镜解说。七十多岁的李老师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自始至终与年轻人“战斗”在一起，付出了许多心血。各县市区的文史学者、老师也纷纷出镜：府谷有郭明华、陈出新、折武彦、郭杏春、张怀树、刘东厚等，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亦各有数十位当地专家热心参与。他们深耕文史多年，有深厚积累，侃侃而谈，出口成章，构成了这部纪录片厚重、接地气的底色。

　　一批好编导。张文斌外，王云峰、张利峰、张鹏义、王若春、田竹青等一批中青年编导和摄像倾情投入，解说词写得鲜活生动，表现力强，与电视镜头语言深度契合，常常让人心里“一动”。

　　一首好歌曲。片尾曲《大漠边墙》为这部纪录片增色不少。 2016年，我在市文广局工作期间，请著名作曲家冯晓泉、词作家金明为榆林创作了《唱美榆林走天下》《大漠边墙》两首歌，均由陕北民歌手杜朋朋演唱；更早的《榆林美》，也出自两位老师之手。采风时，我陪他们登上定边、横山、榆阳等地的长城墩台。雨后的五里墩、三台界，大漠辽阔壮美。“黄土黄沙血汗筑边防，墩台古堡相连相守望；断壁残垣不见当时的模样，家国天下依然在血脉里流淌。”这几句歌词，正是对《榆林长城纪事》主题的提炼与升华。

　　“所有的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就说明还没到最后。”长城保护工作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不能到“最后”。但在榆林，这项工作如今已经变作“好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下，经过宣传文旅文物等部门和全社会多年努力，榆林长城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一些特色鲜明的重点段落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登临观赏。几年过去，回头再看，《榆林长城纪事》依然是一部“有温度、有热度、有厚度、有深度、有高度”的作品。我们有理由，也乐意为这部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优质纪录片喝彩！

 刘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