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4年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在绥德四师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创建了中共绥德小组，开启了这片黄土地波澜壮阔的红色篇章。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刊发陕北地区党组织早期重要成员田伯英同志的回忆文章，旨在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从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

田伯英（1897—1969），原名毓藩，字伯荫。 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 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应李子洲之邀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绥德）任教。同年10月，田伯英由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懋廷、田伯英在共进社员中和其他方面积极发展党员。 11月，中共绥德小组成立，田伯英任组长。之后，历任中共绥德支部书记、中共绥德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是陕北党、团组织创始人之一。 1927年初被组织派往延安，负责筹建中共延安地委。 4月，中共延安地委成立，任书记。同年7月，延安地委改为肤施县委，田伯英继续担任书记。8月，因井岳秀在延安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延安，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水利厅秘书主任。 1969年10月在西安病逝，享年72岁。

陕北地区二十三县，到处是童山秃岭，丘陵起伏，平原绝少，水土流失很严重。在全省比较起来确是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因僻处边区虽未多受战祸的摧残，表面上秩序安定，但是在黑暗政治的压制下，苛税杂捐层出不穷，人民负担的繁重不减于关中、陕南。这样喂肥了井岳秀（陕北镇守使，群众叫他“北山王”）日益壮大（原有不到一团人，后来扩充到两个多师，独霸陕北二十多年），加之贪污土劣，地主恶绅，多方压榨剥削，一般人民的生活显得贫困不堪，终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广大青年在这种生活环境下，革命的要求较为迫切。这为发展革命工作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

1923年秋末，魏野畴同志由榆林回到北京，介绍我参加了共进社。1924年7月，我由北京师大毕业，他又介绍我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去教书，同时共进社委托我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的组织。共进社是陕西旅京学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组织起来的，有着共产党员参加和领导的进步团体。在四师的老社员有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训育主任常汉三，教员韩叔勋和我，在榆林中学的有呼延震东等几个人。我是教英文的，功课最轻松，课余时间较多，搞这些活动比较方便，也不引人注意。我们先在四师，继在榆中，后在延安四中，吸收最优秀的师生参加共进社。不到半年，社员人数增加到五六十人，其中以学生为最多。共进社的迅速发展，给以后建立党的组织打下基础，并以此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预备学校。

和我住在一处的国文教员王懋廷同志，对于共进社的组织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共进社是个小组织，活动的范围不大，没有高深的理论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不如参加共产党。他常给我讲有关党的组织，介绍阅读有关的书籍、刊物，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我也将我的心事、思想情况和他交谈。我的眼光逐渐明亮了，对党有了认识了，我们的思想一致了，就研究入党的事。

他在北方区（北京）党组织有熟人，我们俩就给北京党组织写了一封申请入党的信。有半个多月（1924年10月间），北京党组织回信说，已经批准我们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在陕北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从此，对共进社的发展就放松了（那时入党还没有什么仪式）。在此以前，屈经文（屈武）同志介绍我参加国民党，由北京寄来了党证，正好对外利用国民党员做掩护，进行党的工作。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我们先吸收共进社社员和其他方面先进的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在绥德四师起初只有三四人，到年底增加到八九人。超过五个人就成立四师的党小组，我任组长。不久在榆中、延安四中也先后成立小组。四师的小组到1925年初扩大成为支部，我任书记，懋廷任宣传，李瑞阳任组织。青年团的负责人是赵仰普，他任团书记时间比较长。不少学生，甚至教员，受了宣传教育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党、团组织，以入党、团为荣，不入为耻。

榆林方面在1923年，野畴同志任榆林中学教员时，即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深受欢迎，而为反动派所忌，因此离开榆中，到北京去了。1925年初，榆中的刘景桂、杨尔瑛、刘景向等参加了党。是年秋季，王懋廷利用四师、榆中比赛篮球之便，到榆林召集党员成立榆林支部，负责人是刘景桂、杨尔瑛等。他们近在井岳秀的辇毂之下，受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活动比较困难，但工作、学习反更积极。

1925年8月，开办延安四中，呼延震东任校长，延安小组亦于此时建立起来，不久也扩大为支部，负责人是陈俞廷、易厚庵。

1925年3月间，绥德党支部转为特支，负责人员无变动。到五六月间，组织越来越壮大了，特支转为地方团（党）地委，除书记、组织、宣传外，又增加军事、农运两委员。初次是王懋廷担任地委书记，我任宣传，瑞阳任组织，李象九（石谦旅驻瓦窑堡的连长）任军委，李映旭任农运（农民，长于讲话和秧歌舞，在农民中有影响，有联系）。懋廷在七八月间到北京去了，先说到苏联去，以后未果。他走后，由我任书记（到1927年1月离开为止），瑞阳以后到宜川去，由蔡南轩任组织工作（北方区派的）。

这时，我们的工作展开了，事情繁多了。四师窑洞不够用，也不方便，由子洲借用高家祠堂（四师东边）作为教师宿舍，实则是开会和办公的地方。师生白天上课，晚间复习、备课、改作业，忙个不休。各支部、小组都利用深夜开会，负责同志又须分别参加，工作忙时通夜不睡，次日照常上课，从不请假，习以为常，也无倦容。星期日各支部每借郊游、采标本为名，常到城外稍远的僻静地方去开会。那时地委的办公费每月五元，远不敷用，我们派人去外地开会、工作或求学所需旅费，全由教职员自愿捐助。党组织为培养军事人才，派刘景桂等数人到广东黄埔军校去学习，路过绥德时大家踊跃资助。其中以李子洲、杨明轩帮助的数目为最多。

1925年6月以后，党的活动遍及陕北各地。榆林、延安以外，一些县城及重要村镇均有党的组织。学生们每届寒暑假回家，随时随地做宣传教育工作或办短期夜校。杨家沟的学生马瑞生说，他们在家里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后，妇女们兴奋地道：“共产主义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实行呢？”

1925年秋，杨虎城将军由榆林带兵南下，驱逐占据西安的军阀吴新田。到绥德时，我们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和群众在东门外热烈欢迎。他住在四师，并对学生做过一次生动的讲演，勉励大家。他到耀县后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四师学生不少人前往参加（马明方等）。次年杨将军守西安，嵩匪刘镇华围攻了八个多月，死伤人甚多，西北军在五原誓师后，和于右任部南下解围。到达绥德、延安时，我们都予以欢迎或招待。

1926年暑假，我到北京去出席共进社的代表大会。一个下午，由耿炳光引导，到俄使馆会见避难的北方区李大钊同志，他穿一件灰布旧大褂，神采奕奕，异常安闲，和蔼可亲。我们见面谈话后，他叮咛说：“外面有密探，你们晚一点再出去。”他关心我们的安全，岂知他们卒未脱险，以后竟遭万恶军阀的毒手，言之痛心。这一次，我受四师、四中两校委托，请了罗端先、刘尚达、赵绍西诸同志到校任教员，很受学生的欢迎，也加强了我们的工作。

延长石油厂无故欺压工人，工人反抗，反被开除，我们支持工人。用四师全校师生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严斥该厂的无理行动，号召各界援助工人的正义斗争，获得了胜利。

1926年秋季，北方区党组织派钱泉等同志到兰州协助冯玉祥创办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路过绥德时，我们在四师开会，请他讲话。他讲话的技术很高明，句句打中人们的心坎。开始讲了几句全场就激动起来，欢欣若狂，丁光智等很多同学立即表示决心要到兰州去学习军事政治。我的弟弟到绥德看我，也一路去了。四师在党的领导下，培养了很多革命青年，给这个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

我们党组织还经常支持其他的正义行为。榆林某校女教员王佩珊（河北省人），对学生讲了反动势力在榆林的黑暗统治，揭露了反动派种种欺压剥削的事实，触怒了他们，群起攻击，逼她离校。党组织在各方面援助她，并在西安的《国民日报》上批判这件事，更揭穿反动派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报社社长刘天章同志对我说：“说得对，说得好，就要这么做，以后多投稿。”

绥德党组织，每遇大节日、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十月革命、列宁、孙中山纪念日等，经常进行宣传教育。贴标语、散传单、作漫画、讲演、演剧、演唱、放留声机、唱秧歌等文艺活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爱国主义、国民革命。在开大会以前，积极筹备，搭棚、搭讲台（也是临时戏台）、确定讲演人员（大会公开讲演多系子洲、明轩、懋廷、徐梦周担任）和讲话内容提纲。戏剧多系自己编拟（李瑞阳、刘尚达、王子休都是研究戏剧的），由师生自己排演，新鲜动人，每次大会都获得成功。我们又及时积极配合、响应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反对军阀内战、反对帝国主义、庆祝北伐胜利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举行请愿。段贼下令开枪，用机枪打死打伤学生数百人，造成重大惨案，陕籍学生张仲超也被打死。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召开追悼大会，痛斥段贼卖国行凶的罪恶，并编演戏剧（明轩扮段，我扮仲超），激起观众的极大愤慨。

通过这些事实的宣传教育，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真面目，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和爱国心。

李瑞阳同志于1926年2月到宜川石谦旅部去（到年底离开，来西安），和史唯然搞政治工作，随后阎揆要也到了。李象九此时已任营长，自集义镇回到宜川。他们成立宜川特支，瑞阳任特支书记，象九任宣传，唯然任组织，在石旅展开了党的工作，直属北方区。宜川特支建成后，石旅的政治气氛逐渐高涨起来。象九早在他的连部发展党员，这时就在其他营、连尽量吸收忠实可靠的分子入党。后来石旅的连、排长多半成了党员，很多士兵也参加了。除康子祥等少数人以外，可以说已掌握了差不多一旅的兵力，后来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瑞阳等主办的墙报宣传革命的道理，鼓舞士兵的革命情绪，深受士兵的欢迎。每日下操士兵们挤到日报周围，争抄报上的言论，作为学习资料。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校长李子洲同志应省方的召唤，将校务委托罗端先代理，只身来西安，不就司法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之职（认为自己不是学法律的），在中山学院任训育长。不久，明轩（原国民党员）接到驻陕总部电报，将回西安就任教育厅厅长。先一天晚上，我们地委开会，通过了介绍明轩入党的建议，由我征求明轩意见，他立即同意，我写信给子洲说明轩已经入党了，子洲回信表示很高兴，说我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后各县的教育局局长，尤其是陕北，大多数是委派党员充任的；省立各校更不用说了，因此党在全省教育界影响很大。四师校长，教育厅另委任常汉三负责。我于1927年1月离开绥德，来省开会，绥德地委书记由蔡南轩担任。

七八月间，四师被井岳秀解散，人事变动，工作停止了一个时期，一些县里的党团活动转入地下。

1963年5月1日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7期。此次发表时个别文字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