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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碑”的变迁

发布日期:2020-02-13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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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碑”,即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为其父张楚林所立的花岗岩质《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碑》,是由国学大师章炳麟(号太炎)撰文并篆碑额、书法大家于右任书字、镌刻名坊苏州集宝斋刻字,文笔、书法、镌刻皆列全国之冠,三绝集于一碑,故被世人誉称“三绝碑”。

1934年6、7月间,时任天津《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准备回故里榆林为其父举行百年诞辰祭祀及谒墓立碑,即嘱托章炳麟为其父墓表碑撰碑文并篆额,于右任书字,由苏州集宝斋精刻制成后,由火车运至包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派人从黄河水运至府谷,又由国民党86师师长井岳秀派其辎重营驮运到榆林城南张楚林墓地。

1934年10月10日,张季鸾带家眷回到榆林城老家。10月12日至15日,张季鸾在榆林城戴兴寺为其父举行百年诞辰祭祀,收到蒋介石、胡适、于右任、章炳麟等各界的纪念挽联、挽词数百件。张季鸾在榆亲友及各校师生参加了祭祀礼。11月中旬,“三绝碑”驮运到张楚林墓地后,张季鸾带领全家人为其父谒墓立“三绝碑”。11月20日,张季鸾离榆取道绥德,从吴堡返程天津。之后,“三绝碑”几经变迁沉浮。

1947年6、7月间,“三绝碑”碑身从张楚林墓前搬迁到榆林县参议会驻地——原普惠泉龙王庙院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原龙王庙改为榆林县政协驻地,“三绝碑”则由县政协保存。“文革”期间,该碑就不知去向。

1982年榆林县志办成立,广泛征集包括石刻、史籍、旧报等县志资料,开展《榆林县志》编纂工作。1985年8月初,在榆林县志办工作的笔者、张建海与榆林报社副总编崔天铎一同乘车到红石峡考查石刻搜集县志资料。途中崔天铎谈到,有人在榆林军分区院内看到一块碑石。当天返回榆林城后,笔者在军分区招待所院西墙下发现这块右下残缺一角的石碑。笔者与招待所的炊事员把重达四五百公斤的石碑翻移到污水道一边,又用清水冲刷去碑上的污泥,仔细辨认,确是由章炳麟撰文、于右任书字、苏州集宝斋刻字、张季鸾为其父立的“三绝碑”。笔者雇两农民用架子车把碑拉到榆林县政协院内保存。8月3日《榆林报》还就此刊载了《三绝碑找到了》的文章。随后进一步调查得知:“文革”期间,张季鸾户家侄子私自将“三绝碑”搬运到其家院存放。1972年宅院被征用,改建为招待所,“三绝碑”就作为盖污水道口的盖板。

198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三绝碑重见天日》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987年4月13日,《陕西日报》以《三绝碑》为题登载了简介此碑的文章,使此碑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时间,榆林城书法爱好者纷纷到县政协院拓印碑刻拓片,县政协就将碑作为文物迁交红石峡文管所保存。曾在榆林地区文联会工作的薛克谦同志说,他还在其亲属家看到过收藏有新中国成立前所拓印的“三绝碑”完整的拓片,并写了《张季鸾与三绝碑》文章,在1993年6月的《经济生活报》上发表。

2010年春,有人向榆林市古城文管所反映,榆林城西南一带的下水道有石碑。当时一心寻找康熙帝所题“两守孤城,千秋忠勇”石碑的所长张飞荣及时赶到现场。石碑挖出清除泥土经辨认,一块为碑首,上刻不易认识的篆字;一块为碑座,上刻兽狮。张飞荣判断这碑首与碑座并非他所寻之物,将它们存放于榆林南瓮城里。同年11月,篆刻爱好者窦昌贵在瓮城里发现这两块碑石,经对石碑材质和碑上所刻篆字的仔细解读,确定该石碑应为张楚林墓表碑的碑首、碑座。后调查得知,这两块碑首、碑座是1958年修建城西南水渠时,城关生产队的农民从张楚林墓地搬移到此处的,用作修水渠的跌水。上世纪80年代,这里改建为一些机关单位的房屋及民宅时,又被遗弃在下水道里。2019年1月,经文物部门对碑首、碑身、碑座的通碑保护修复,“三绝碑”如今完整地在夫子庙步行街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展出。

霍世春

本文来源:榆林日报编辑:谢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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