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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尚爱仁

发布日期:2019-12-06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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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 6时36分,我亲爱的父亲尚爱仁离开了我们。他终于累了,不要再坚持了,他要休息,与他的子女和所有的亲人、朋友永别,去见我们的母亲。  

父亲的一生从16岁参加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事业。在绥德时,他带领绥德群众剧团为转战陕北的将士们演出,枪林弹雨中,给战士们奉献了精彩的剧目,鼓舞士气;在榆林时,他成立了榆林民间艺术团、艺术馆、文管会等文化艺术部门,培养、储备了大批文艺人才。文革末期,他力排众议,把全地区的民间艺术家集合在一起,搞了在当时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演出,成为文艺春天的第一声歌唱。这台演出后来走遍了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到西安后,他率先大胆改革,大刀阔斧地启用新人、能人,以一年排五六台新剧目而面对挑战,迎来了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新时代。离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还兼任着省文联副主席和曲艺家协会主席的职务,他以一个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为陕西的文化艺术发挥着余热、余力。他还捡起了因行政事务工作而断断续续进行的曲艺创作,当他捧回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奖杯时,我们全家人都为他高兴、感动和自豪。在我的鼓励下,他还编辑出版了《尚爱仁作品选》,收录了他早年创作的书词、剧本及其他文稿。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他艰苦生活,不舍得花钱、吝啬,不仅是对家人,对自己更苛刻。他的遗物中,许多文字是写在破旧信封上,连卫生纸都是装在信封里或者藏在床头。作为父亲,他年轻时性格急躁、脾气不好,平时很少与我们交流,但家教极严,我们几个孩子都没少被他老人家斥责和狠揍;作为丈夫,他属于那种工作热情极高的人,基本上顾不上管家里的事情,生活重担都是扛在我母亲肩上的。然而他的爱是深沉的,尤其是离休赋闲在家之后,那种埋得很深的父爱就能明显感受到了。他会把我们的哪怕一点点成绩都看作是他的荣誉,把孙辈的进步都无限放大。当我儿子考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后,他说天底下也没有这么厉害的孩子,是陕西的大事,爷爷要奖励你。我在外地出差,他打不通电话急,打通了不接更急,我回过去,他说没事,注意安全,听着声音我就放心了。在最后的日子里,只要我回家,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说没有四儿(我的小名)解决不了的难题,看见我心里就踏实、不害怕了。想起这些,真的让我泪流满面,感慨万千。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是模糊的。文革之前,我们都小,母亲又是晋剧名角,他们都忙,没时间看孩子,所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父母工资很高,一到发工资,父亲就骑着自行车把奶费送给各个奶妈们。我生于1961年,是困难时期,由于我的奶妈只给自己的孩子吃奶,差点把两岁的我饿死,所以我早早就回到父母身边了。隐约记得我和大姐在父亲老绥德县委的办公室里,吃炕干了的馍馍片,偶尔父亲会买个烧鸡什么的给我们打牙祭,那是极其幸福的时光。记得有一次我病了,是腮腺炎,父亲背着我去医院,我不停地亲吻父亲的脖子,希望他快点走,能早一点减除痛苦。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平时我坐的是前面横梁,这次却一定要坐在后面,结果在小城颠簸的石头路上把我给颠下去了,骑车的父亲浑然不知,到了目的地才发现,赶紧原路返回。文革中父亲成了走资派,母亲也因被批斗而病休在家,奶妈们再不敢带“当权派”的孩子,于是姊妹们陆续回家。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孩子,我是既高兴又奇怪。高兴的是有人玩,奇怪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这时候,“牛鬼蛇神”的父母工资也停发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骤然下降。就像民歌里唱的“玉米面刷糊糊”也不能吃饱,这以后饿肚子和被父亲严厉管教就占据了我童年的大多记忆。            

1970年,父亲从绥德调榆林工作。此前他已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担任了绥德城关镇的书记、镇长。因为父亲曾经有担任剧团指导员的经历,地委调他担任榆林文工团团长,后来兼任文教局副局长,直至文化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这个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记忆,就与挨揍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上榆林之前,父亲隔三差五回家。孩子多了难免吵嘴打架,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心里烦,就会给父亲诉苦。父亲回家,往往是母亲说完最近家里的情况,父亲就会三、四、五挨个把我们叫进去,在地上站成一排,先是询问、训话,然后就开练。老五小一些,我是没打提前就哭,这样我们两人会少挨揍。而老三就不一样了,他的性格犟,不认错、不低头,所以挨得最厉害。面对火气越来越大的父亲,母亲出来劝都劝不住,甚至会捎带上二姐和最小的妹妹八娃。现在保留着的好几张合影,都是挨过打后照的,一个个噘嘴吊脸,恼得可爱。我们长大后父亲经常开玩笑说,别人家的孩子看见爸爸回来,都跑过去帮着拿东西,唯独你们,看见我就往回跑。其实那并不是害怕他,而是争先恐后回去给母亲报信。

父亲爱喝酒,也抽烟,年轻时烟瘾还很大。但他规定不让剧团的学员抽烟,马上就戒掉了,实在想抽了,就横在鼻子上闻闻。他喜欢酒,却从来没有醉过,把握得很好。当时榆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与他喝酒的故事。比如到西安和延安歌舞团的乐队演奏员喝酒,半夜让他们出去敲门买菜,钱是老尚的,跑腿是他们的;那个年代车是稀缺的,榆林地委车队的司机都爱给我父亲开车,基本上就是队长自己来,很重要的因素是跟着他痛快,还能喝好酒。父亲不喝酒大概是过了75岁之后吧,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突然就不能喝酒了,说喝了不舒服,和当年戒烟一样,端起一杯酒闻一闻。父亲外边人缘之好与家里的严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后来我似乎渐渐明白,父亲的严厉是我们成长的动力。现在想起来,善良的母亲和不苟言笑的父亲是平衡互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能够经受住多一些的风雨。    

我小时候晕车,父亲说因为坐车太少,于是有年假期,父亲要陪省文化局的领导下基层调研,就带着我一起去。坐着吉普车从佳县、绥德、吴堡、米脂等几个县跑下来,我的晕车毛病再也没有犯过。几个孩子中,父亲对我最宽容。我到延安工作之前,我们家参加工作的孩子们都是要给家里交工资的,我工作了不交工资,这个规定就实行不下去了。父亲调西安任职,去山西外婆家,甚至全国各地西工团的老同志们重回榆林,我都跟着去了。这些都无形中培养了我,让我看到了父亲超强的工作能力,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对我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父亲是孤独的。我的工作又忙,于是就让一个子女回去晚上陪他同住,没想到成为他老人家噩梦的开始。一生要强的他,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他开始流眼泪了,看着很可怜。每当说起我的母亲,说起他的孙子在北京艰苦读书,说起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等等,他就抹眼泪……当年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与现在瘦小、无助的老人是多么大的反差啊!因此在选择父亲的遗像时,我选了一张他近年的照片,苍老、风霜,但却是惊恐、胆怯的。他原来的老部下都说应该选有势的、气派的,我说这才是我晚年的父亲,老人的样子。我们往往会记住一个人辉煌时期的高大形象和做派,而忽略老时的样子。父亲的少年、中年是真实的,老年也一定应该是真实的,我们敬重每一个时期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信仰坚定,主张正义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爱憎分明,吹拉弹唱样样能来,更善于管理工作的文艺战士。他一生清贫,大公无私。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物质的东西,但他留给了我们最珍贵、最值钱、最伟大的精神文化财富。尊重他的遗愿,我们决定后事不举行仪式,不收花圈、礼金,但还是有许多人送了花篮。宣传部、文旅厅、文联、演艺集团的领导来了,榆林民间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院的领导也来了……我们知道,这是父亲几十年工作的影响力所在,我们挡不住,也不能挡,那种爱和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看到这些,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是欣慰的,安详的。    

尚飞林

本文来源:榆林日报编辑:梁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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