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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未成年人的“法官妈妈”

发布日期:2019-03-15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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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给人的印象是铁面无私,似乎都是板着脸的。可我帮教过的很多失足少年都叫我“法官妈妈”,一看到他们,无私铁面立刻变作一副软心肠,还会忍不住掉泪。

今年两会,我和去年一样,一口气购买了500多个纪念封,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邮局寄给那些我曾经帮教过的孩子。作为案件主审法官,我想尽办法帮他们修复家庭关系,邀请他们和家人参加少管所的父母融合教育活动。看到他们刑满释放后,重新融入家庭生活、回归社会,我十分有成就感。

可我有时候也有挫折感。有一次,我列席广州市人大会议,不少市人大代表知道我是少年庭的法官后,纷纷来到我面前,诉苦说孩子染上了网瘾,送去社会上那些戒瘾机构又不放心,到底该找谁?我被问得一激灵:看起来我是专业人士,可当时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回去后,我反复回想,不停地翻过去的案卷。我发现,我22年来审判的4000多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部分都肇始于各种心理问题。但让家长苦恼的是,当发现孩子存在心理问题或不正常的思想倾向时,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事实上,放任自流或者高压对待,往往容易把孩子推向反面。

“作为人大代表,是时候多做点事了。”我对自己说。

2018年一整年,我走进广州市大中小学校、基层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等,宣讲了27场,每次讲课中,都会征求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犯罪方面的意见建议,再结合少年家事司法综治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研。今年2月12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到广州市青年文化宫走访12355广州青少年服务台,为今年的建议做更扎实的调研。

凝练资料、总结提升,我在去年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份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构建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一体化处理机制。

一个未成年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事,不能没人管,或者各管各的。就像打排球一样,两个球员距离太远,球正好落到空当,不知道该谁去接,而这个空当恰恰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未成年人工作的专门机构,统一接受社会的求助,然后进行研究、评级、分发,属于咨询类的交给亲子辅导机构,问题严重的转交心理医生或特教教师;此外,还要对各个部门、机构的工作进行追踪、监督,确保问题青少年有人管,有正确的路径走。

在今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我期待将学生定期的心理健康体检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像身体体检一样作硬性规定,形成一人一档、一路跟随的心理健康档案。这样才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干预,帮助未成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贺林平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15日 14 版)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编辑:谢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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