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首页 > 文化 > 陕北人文 > 正文

稻谷与塞北大地

无定河两岸蜿蜒曲行的稻田,给古老苍劲的陕北高原增添了几分南方水乡的韵味。水稻,这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农作物早已走进陕北,并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伴随着秋风送来的阵阵稻香,让我们回味历史,重拾水稻传入塞北大地的串串脚印。

中国的水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很长时间。例如1926年,苏联科学家瓦维洛夫提出了水稻八大起源说,他认为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中亚、地中海、埃塞俄比亚、中美洲和南美洲这八个地方都是稻谷驯化的发源地。也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水稻源自南亚地区。上世纪70年代,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水稻遗存,学者们逐渐将寻找水稻起源的目光转移到中国本土上来。此后,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推进中国水稻的种植历史,在湖南道县、江西万年县等地发现了距今万年以上人工种植的水稻遗存。至此,中国水稻发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也基本能够站住了脚。长江中下游因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稻作遗存的主要分布地,根据相关统计,史前时期全国的稻作遗存约有160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占到70%,其余的二三十处分布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区的黄河流域。虽然今天陕西关中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小,但其种植水稻的历史却很悠久,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关中地区就有了人工种植水稻的痕迹,例如在陕西华阴桃下镇的兴乐坊遗址中就发现有人工种植水稻的遗存。

就陕北地区而言,目前还尚未发现史前时期水稻遗址或遗存。近年来,在无定河及芦河两岸接连发现仰韶或龙山时期的遗址,说明在距今5000至7000年的时段里,上述地区尚有可观的人口分布,且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等文物判断,当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农业文明,应为以粟(小米)黍(黄米)为主的旱作农业。事实上,不仅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陕北大地没有水稻种植的记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也未发现种植水稻的信息。就笔者所见文献资料,最早有关陕北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出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中的一段话:“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癸未,令保安军稻田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是军地接蕃境,屡诏修广屯田,自高尹莅军,事罕以闻奏,故督责之。”大中祥符五年为公元1012年,保安军设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金朝时废军置县,驻地为今天的志丹县城,辖境相当于今志丹、吴起两县。这条文献的基本意思是保安军一带距离北部边境很近,朝廷多次下令在此开垦土地,屯田实边,但地方官很少汇报此类事情,现在要求保安军稻田务将开垦土地及种植的情况汇报上来。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北宋政府在保安军设置了“稻田务”。综合文献判断,稻田务应是一个掌管水稻种植及土地垦殖的官方机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业局或农业技术推广站。北宋时期多在南方地区设立稻田务,这与当时水稻的分布状况有关。当然,稻田务并非是北宋时期才有的,五代时期就有此机构。例如《旧五代史》卷43讲:“又诏罢城南稻田务,以其所费多而所收少,欲复其水利,资于民间碾硙故也。”

北宋政府既然在今志丹县一带设立了与水稻有关的稻田务,可以肯定当时这一带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而且根据文献判断,在大中祥符年间之前,保安军就已设稻田务了。因此,笔者推断陕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北宋初年。事实上这一推论也符合中国水稻向北传播的进程。北宋时期是我国水稻规模和品质均有所提升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水稻在整个粮食生产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讲:“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可以看出苏杭一带水稻种植的规模很大,而且亩产量也很可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记载苏州知府的汇报,讲到苏州一带的水田每亩得米两到三石,大致相当于今天400—600斤的产量,基本上是三十多年前我国水稻亩产的水平。北宋还是我国水稻北传的重要时期,政府在北方地区大力推广水稻种植,使得水稻的面积迅速扩张,在河南、山东等地原本种植粟、豆的区域改种水稻,甚至在靠近边境地区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也种植水稻,如当时陕西关中的长安县杜曲镇一带就有水稻。北宋政府还派遣专门的技术官员前往今天河北中部一带指导百姓种植水稻。值得注意的是,宋辽交界地区即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就有大面积的水田,其纬度与陕北的最北端相当。甚至有更北的水稻种植地区,宋人熊克在《中兴小纪》卷4中确载:“初,夏国因契丹为金人所败,遂率众取其天德八馆之地。八馆者,膏腴产稻,夏国得之殊喜。”金朝的天德军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及以南地区,金朝在这一带竟然种植水稻,完全出乎今人的意料。北宋时期水稻极有可能向西传播到今甘肃陇西地区,因为宋人刘邠就曾有“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女桑被野水泉甘,吴儿力耕秦妇织”的诗句。当然,宋夏时期的宁夏平原应该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水稻种植地。《宋史·夏国传》用“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来形容宁夏平原地利物饶的盛况。这样,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宋夏时期围绕陕北高原的几个区域均有种植水稻的记录,这就不难理解宋朝在宋夏边界设立稻田务的举措了。

北宋时期水稻传入陕北地区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宋朝在陕北地区大量屯兵,粮食后勤补给始终是其最为头疼的问题。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记载,北宋在保安军、延州一线至少驻扎五万军队以防备西夏南侵,为了解决大量驻军的口粮问题,宋朝号召边地军队垦荒种田,以补军粮的不济。这也是宋朝在保安军设立稻田务的根本原因。在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北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经常出现军士们借贷白米的情况。笔者推测这里的白米就指大米,因为从汉代以来就有把今天的大米称为白米的传统,如在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仓上有粉书的“白米”字样,器内有实物为大米。当然,宋代出土文献中的白米有可能为本地生产,但也有可能从外地运入,因为当时陕北地区水稻种植规模并不大。不过从经常性借贷大米这一点可以看出大米应当是宋夏沿边军士们常见食粮。

二是宋代大量来自南方的军官士卒涌入陕北地区,促使了水稻传入陕北地区。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北宋所统辖的区域基本为中原及南方地区,这也是北宋主要的兵源地,虽然在北宋军队中有来自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的乡兵以及西北边境地带的蕃兵,但相当数量的士卒来自南方地区。《宋史》卷187载有宋廷从南方募兵的信息:“庆历中,京东、京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募健勇或选厢军为之。”不仅如此,镇守西北边陲的不少军官也为南方人士,例如担任过副鄜延路经略使的范仲淹范纯粹父子为今江苏苏州人、沈括为今浙江杭州人、吕惠卿为今福建泉州人、赵禼为今四川邛崃人,等等;不少其他职位的边臣也是南方人,如战死于永乐之役的徐禧为今江西修水人,延州知府吴育、施昌言以及夏竦父子均为南方人。这些南方人士熟谙水稻的品性,是推动水稻在陕北地区种植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

虽然我们能够基本确定北宋时期在今志丹县一带种植水稻,但必须看到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这里并非是陕北地区最适合种植水稻的区域。因为无定河流域比保安军所在的洛河、周河流域具有更多农业开发利用方面的优势,如河谷地带开阔、水量较大、容易发展灌溉系统等。从公元前4世纪的三家分晋开始农耕民族就进入了无定河流域,通过秦汉以来移民实边以及农业开发的举措,到宋夏时期无定河两岸的不少地方已发展为成熟的耕地良田,具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北宋边臣吕惠卿上书朝廷,极言无定河一带农业价值:“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西人名之歇头仓,或曰真珠山,或曰七宝山,言其出禾粟多,而国中所资多出于此也。”另一边臣范育讲得更为直接:“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最为膏腴,西人赖以为国,自修绥德城,数年不敢耕凿,极为困挠。”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以畜牧为业的党项族立足陕北后,也深受农耕文明的浸染,积极发展农业,使得无定河流域成为东部疆土的“粮仓”。在此情形下,西夏政权也有可能在无定河流域种植水稻。

蒙古人进入陕北后是否延续了宋夏时期种植水稻的传统,现尚不可确言,因为有关元朝时期陕北地区的文献信息实在是太少了。陕北地区曾是蒙古贵族忙哥剌的领地,他在此设立国家牧监,官私牧场有所扩大;同时,元朝政府积极鼓励农业生产,文献中曾有元朝在延安路屯田的记载,但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不过明清时期陕北地区水稻种植的情况基本是清楚的。明朝成化年间,延安知府罗谕巡视米脂,规劝当地百姓在南河滩劈地种稻,并且引种成功。这是陕北引种水稻的明确记载,地方官罗谕在推广水稻种植上作出重要贡献。笔者查阅不少资料,发现有关罗谕本人的信息不多,《明实录》中记载他是从巩昌府同知(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级别)升任延安知府。明代巩昌府相当于今天甘肃省陇西、陇南一带,其辖境内有不少种植水稻的区域,罗谕曾经在此为官显然对水稻有所了解。明朝名臣余子俊在今红石峡一带修渠灌田,也积极推广水稻,其本人则是四川乐山人,可见南方籍士僚在陕北地区水稻推广和种植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除了上述地区种植水稻外,据万历《延绥镇志》卷2记载,今天的神木市高家堡、大柏油堡一带也种植水稻。清代以降,基本延续了水稻种植的传统。清李熙龄所修《榆林府志》卷23中就将水稻列入榆林当地物产之一,并且指出水稻品种有南北之分:“北粳凉,南粳热。北粳花开以夜,故性稍凉。种法不插秧,亦与南盗异。今惟榆、怀二县有稻田。”可以看出,清朝时期在今榆林、横山一带的无定河谷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总结一下,水稻在陕北地区的种植和传体现出三个特点:

其一是在陕北任职的南方人士发挥了积极引导和技术指导的纽带作用。水稻本为南方作物,作为边塞地区的民众对此事物并不熟悉,在古代滞后的资讯、技术、交通条件下,将之引种在长城脚下确有一定困难,好在宋夏以来,不少南方籍人到陕北地区为政做官、戍守边塞,于是他们就成为水稻种植的先行者和传播者,才使得水稻在陕北地区的种植成为可能。除了士僚官宦外,普通南方民众的迁入,也推动了水稻在陕北地区的推广及种植。例如光绪末年,四川、湖北来的移民就在洛川一带拓家河谷开凿渠道,种植水稻。当然,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作物,一些南方文化的因子也渐渐融入陕北区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陕北文化的内涵,今天榆林城的“孤岛文化”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是宋夏以来陕北地区均为小规模的水稻种植。从现有的资料看,无论是宋代还是明清时期,陕北地区均无大规模栽种水稻的历史,仅在无定河、秃尾河、洛河及延河等流域的河谷地带进行小块种植。乾隆《怀远县志》卷1记载:“水稻则罕有种者,近于腹内河边之地间有筑坝引渠种之。”嘉庆《延安府志》卷33记载在延安府的甘泉、延长、宜川等县的河谷两岸零星种植水稻。正因为没有大规模地引种,大米未能成为陕北地区普通百姓的主食,“黄米杠子”一直是陕北人餐桌上的主色调,直到近年来随着交通物流条件的改善,外地大米进入陕北地区,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不管怎样,水稻只能看作是陕北地区以粟、麦、杂粮等作物为主体种植体系的一种补充。

其三是陕北地区的水稻传播史也是一部水利发展史。水稻对“水”的要求很高,稻作农业实际上属于精耕细作型农业,必须依靠有效的水利设施才能维系其稳定发展。明代之前,陕北地区的水利建设甚为薄弱、几无建树,明代开始兴修水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种植水稻的客观需要,要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陕北黄土高原种植水稻,就必须开修渠堰,灌溉田地。《嘉靖陕西通志》卷38记载延安知府罗谕在米脂县一带沿河做堰,兴修水利,引导当地民众种植水稻,获利甚厚,当地百姓将此项水利工程称作“流金堰”。这是水利与水稻较好结合的例子。纵观明清以来陕北地区水稻种植和传播,无不以水利建设作为其有力的保障。

在古代,粟、麦、稻是中国南北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从唐宋开始,稻超越了粟、麦而成为比重最大的作物,这一格局至今尚无变化。自古以来,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地区是以粟、黍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粮食来源,并辅以牛羊猪肉等畜牧民族的饮食习俗,虽然水稻传入陕北地区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它始终没有成为陕北民众的主要粮食作物。

杨蕤

责任编辑:贺杰慧
0